为了加强对日本人民的镇压，吉田曾策划拟制《团体等规正法》和《禁止罢工法》，但在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得逞。之后，又改头换面提出了《防止破坏活动法》（简称“防破法”）。它以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破坏活动为名，实则进一步剥夺了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1953年2月又制定了《罢工规则法》， 是对工人的罢工活动进行限制的法令。为了落实池田--罗伯特逊会谈所达成的“助长增强日本国民对防卫的责任感的空气”和“通过教育和宣传在日本助长增强爱国心和自发的自卫精神的空气”的协议，1954年2月，吉田政府向议会提出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部分修正案》和《确保实行义务教育的学校的教员政治中立性的临时措施法》，明令禁止教职员工从事政治活动。同年4月，文部省还发布了《社会科指导大钢》，把道德教育从社会科中分离出来，以便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心”和“自发的自卫精神。”
    垄断经济的恢复和1955年体制的形成与上述过程相并行，处于“道奇萧条”之中的沉闷抑郁的日本经济，在侵朝战争爆发以后，也迅速实现了恢复。
    朝鲜半岛的枪声一起，给弱体的日本经济输入了巨额的“血液”。由于日本变成了美国军队的物资、装备和兵源基地，战争“特需”订货立即一涌而来。长期休眠的机器转动起来，积压呆滞的库存转瞬一销而光。看到如此源源奔来的财源，愁眉苦脸的资本家眉开眼笑了，它象一剂强心剂，使踯躅不前的日本经济很快便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据统计，自战争爆发到1955年，战争“特需”订货竟达36亿多美元，外汇保有量急剧增加。工矿业生产水平如以1934-36年平均为100,1951年一举上升到114.4（11）。而达到或超过战争结束前最高生产年份1944年的水平，则是在1955年实现的。如仍以1934-36年平均工矿业生产水平为100,1944年是178,8，1955年则是180.7（12）。
    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也逐渐为长期受“压抑”的资本家松绑。1951年1月1日，日本政府同时宣布解散“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和“解散财阀已经结束”。同年12月11日，废止了过去公布的全部与财阀有关的政令，解除了革除公职令。1952年宣布准许“恢复财阀商号”。1953年9月，再次修改《禁止垄断法》，对有关垄断的限制大大放宽。这时资本家开始重新集结。旧财阀系统各公司的相互持股率迅速上升，大企业中银行出身的负责人数字增大。1952年以后，旧财阀系统的大商业公司实行合并。1954年三菱商事重新恢复。于是，以旧财阀系统的银行为核心，以商业公司为先锋的新型垄断组织走上了重建的道路。
    与此相适应，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在历经复杂的斗争之后，到五十年代中期，也开始了新的组合。五十年代初革除公职令解除以后，旧保守党的要人如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等相继复归政界，这使保守党内的斗争趋向激化。在日本财界（由于经济势力得到恢复，增强了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和自由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吉田一味追随美国政策的动向，主张实行“自主”外交的鸠山与吉田展开了较量。威信扫地的吉田由于失去了财界的支持，加上日本人民的不满，于1954年12月7日， 终于愤愤地走出了首相官邸。鸠山一郎继任首相。吉田政权的崩溃标志着日本当代史上占领政权的结束。
    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左右两派社会党，为了达到执掌政权的目的，在1955年10月的社会党大会上实现了联合，形成了日本的第二大党。同年7月， 日本共产党也终止了党内长期纷争走向了统一。执政的保守党人为维持长期的统治，经过财界的斡旋和自由党、民主党的反复交涉，1955年11月实现了保守联合，建立了自由民主党。至此，日本政界就形成了保守的自由民主党为第一大党，革新势力社会党为第二大党的两党相对峙的力量态势，这种态势被某些日本历史学家称作1955年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为行将到来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