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苏、中三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提出新的对外战略，即所谓的“尼克松主义”，试图通过谈判制约苏联，同时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推行“三角战略”，使中、苏“竞相与美国搞好关系”，美国“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小[1]（P301）。
    “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势力衰落的产物，是美国对外战略从攻势变为守势的重大转折。正如尼克松本人所说，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1]（P301）。它的主要目标是结束越战，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利用美国心力交瘁之际与美国展开争夺。勃列日涅夫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以“和平”和“缓和”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支柱，以美国为主要对手进行争夺，欧洲是争霸的战略重点，加紧控制东欧盟国，在第三世界抢占战略要地，控制战略要道，大肆扩展势力范围，进而在各方面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3]（P154）。
    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样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陈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巨大的勇气对国际形势尤其是美苏矛盾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在1968年12月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仅因为美帝侵越便认为其战略东移，以为美帝可以放弃或不重视欧洲是错误的。仅仅看见美苏共同反华，便以为美苏之间没有矛盾，以为美帝放弃颠覆苏联东欧的企图，也是错误的。”[6]毛泽东也一直密切注视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1967年10月，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中耐人寻味地写道：“从长远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中。”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7]。而同一时期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惕。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增兵中苏、中蒙边境，破坏边界现状，挑起武装冲突。
    受毛泽东、周恩来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共同讨论国际形势。1969年3月至10月，四位老帅经过25次讨论会后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其战略设想是：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8]。至此，中国的对外战略开始进行重大调整。
    三、冷战的缓和与越南战争的结束
    大国战略的调整带来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1972年至1974年，美苏首脑互访和会晤增多，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双边贸易等问题上达成某些共识。在欧洲，联邦德国与苏联、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71年，美苏英法四国在西柏林问题上达成妥协。1972年开始的由35个国家参加的欧洲安全会议则把欧洲缓和推向高潮。
    在亚洲，东西方缓和的主旋律是中美关系的解冻。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然而，尼克松主义在亚洲结束越战的目标的实现则不顺利。因为尼克松政府的对越政策是“结束战争但不是输掉战争”[9]。尼克松等人认为，越南是对美国“意志”和“信誉”的严重考验，如果美国简单地从越南一走了之，那将意味着放弃南越和承认失败。因而尼克松决定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他采取了两项不同然而是相辅相成的方针，即一方面通过谈判，争取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从越南南方共同撤军；另一方面加紧扩充南越伪军，实现战争“越南化”，以便使美军尽早从越南脱身。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尼克松政府的撤军计划开始付诸实施，到1972年5月1日，驻越美军已减少至69000人，至7月1日，仅剩49000人[2]（P612）。
    1969年1月2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以及西贡阮文绍集团四方开始在巴黎举行谈判。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谈判在最初的两年内进展缓慢。
    中美缓和的步伐与越美谈判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因而中、越、美三方的关系就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起初，越南方面没有向中国通报越美谈判和接触情况，中国因为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后来了解巴黎谈判的情况后，毛泽东对范文同说：“我赞成你们的方针，我是赞成又打又谈的。”此后，中国就公开支持越南在巴黎的谈判[10]。美方多次试图让中国影响越南，都为中国所拒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提出越南问题，周恩来郑重指出：结束越南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撤出自己的军队，不留任何尾巴，让印支人民各自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战争一天不停，中国就支持越南一天，我们还为侵略可能扩大作好了准备。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提越南问题，周恩来反复地对尼克松说：争取远东国际局势的缓和，关键在于解决越南和整个印支问题，美国越早退出印支越好，如果战争打下去，我们将继续支持印支三国人民打到底，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11]（P161）。中国甚至表示，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首先必须解决越南问题，台湾问题是下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人民在战场上的斗争。1970年，毛泽东发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零”声明，谴责美国的战争升级政策。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先念于1971年3月和9月先后访问越南。从1969年到1972年的四年间，中国政府共签订并执行了30多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的经济、军事援助的协议[12]。1971年到1973年，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人民币90亿元[11]（P162）。从1972年5月至1973年8月，中国第二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中国海军援越扫雷工作队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组成，协助越南疏通北方各主要航道[13]。
    美国摆脱越战负担的努力与美苏缓和的步调也是一致的。但苏联在对越政策上与中国截然不同，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苏联不惜牺牲朋友的利益。美国多次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美国提醒苏联，越南局势的恶化可能使正处在最高级会谈前夕的美苏关系受到损害。美国还暗示苏联，作为对苏联在军事上支持越南的报复，美国将对苏联要求它敦促西德批准东西德条约不予理会。美国的威胁和讹诈颇为见效。苏联除抗议美国的战争升级并为自己进行辩解外，并未表现出不惜美苏关系恶化的意图，而是采取了低调的姿态。在1972年4月美国空军轰炸了停泊在海防港内的四艘苏联商船后，苏联的抗议也是温和的。勃列日涅夫甚至对访苏的基辛格说，苏联并不支持越南北方的进攻，并说尽管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正式要求苏联取消同美国的首脑会晤，但他不顾这个要求，还是在进行首脑会晤的准备工作[14]。
    在5月下旬的美苏首脑会议上，苏联顺应了美国的意图，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都对越南做工作，压越南对美国让步，致使越南在巴黎和谈中的立场软化[15]。7月，越方改变了联合政府中要排除所有现任西贡政府人员的要求，同意除阮文绍以外的西贡政府的其他成员均可暂留其职。8月，越方不仅表示不要求阮文绍辞职，而且放弃了在组成联合政府问题上的否决权，不再将联合政府作为临时性机构。10月，越方做出关键让步，放弃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代之以建立一个由三方同等人数组成的“民族和解与和睦全国委员会”，负责在南越进行选举。10月下旬，美越草签了停战协定。但由于阮文绍的反对和美国大选的影响，双方的正式协定未能按预定日期签署。1972年11月-12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多次与前来参加苏联成立50周年庆典的越南领导人长征会谈，迫使越南与美国妥协[15]。
    苏联一再迁就美国，一则担心越南问题会成为影响美苏缓和的绊脚石，因为“对他们（苏联人）来说，缓和是第一位的”[9]（P779）。二则由于中美关系的大门已打开，苏联将可能面临中美联合对苏的局面，因而也急于搞好苏美关系，不至于在苏美中大三角中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苏联的压力，加上战场上的劣势，越方不得不再次妥协。1973年1月，谈判各方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