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改良耗资巨大，而且短期内难以收回本利，但是运河和关栅公路的修筑却获得大量的投资。投资者主要是贵族、乡绅，商人和企业主。他们的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自己经营的矿产的运输成本。1758-1802年的165项运河法案中，90 项与煤矿有关。（29）1793年大连结运河公司投资者中就有白金汗公爵（他的纹章为该公司印章）、格拉夫顿公爵、克拉兰教伯爵和埃克塞特伯爵。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运河，布里奇沃特公爵只需交纳五分之一的运费，而且在沃斯利至曼彻斯特一段完全免费。此外，利用运河股票投机，牟取暴利也是他们的目的。运河热时期，国债利息率下降，投资运河公司股票的利息远比投资国债来得大。为此，他们出于共同的利益，利用他们的地方统治权和影响让地方议会通过与中央经济立法精神相违背的法案，设立股份公司，公开筹集资本和征集土地，从而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为英国经济起飞准备好了又一个必要条件。
    十五--十八世纪的英国经济史基本上是一部商业扩张史。商业活动为英国获得大量财富，使“他们供应资金的能力比起产业革命中的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来说，是绰绰有余的。”（30）
    英国商业资产阶级最初借助于垄断公司富裕和壮大起来，并从中分化出自由贸易商人。当“财富在个人手里的积累现在已经显著加快，以致单个商人很快就能够在一个企业中投下象以前整个公司所投的那样多资金”（31）时，他们转而对垄断公司进行坚决的斗争了。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各垄断公司先后垮台或失去垄断权。取而代之的自由贸易商人一面从事海外贸易，一面控制国内制造业，拥有大陆商人所不具有的竞争上的灵活性和优势。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商业革命”，主要表现为贸易地理分布比例的变化，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以及转口贸易的兴起。
    1760年以前，英国的外贸对象主要是欧洲。但是随着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法国、德意志和奥地利的经济发展，对英国商品筑起关税壁垒，并停止出口英国需要的一些重要原料和商品，造成英国对欧洲的贸易比重下降，对殖民地的贸易比重立即迅速上升，尤以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额增长最快。（32）
    殖民地贸易对英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英国的殖民地，尤其是“美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双重的市场、既是一个消费市场，也是一个供应市场”（威廉·庇特语）（33）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大陆没有找到金银财宝，却找到了一块发展中的殖民地。“英国对殖民地的奴役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他们无意管束移民生活、习惯和宗教。北美不存在拉美殖民地那样沉重的封建和宗教制度，从来没有法国和西班牙那种禁止移民出境的关闭政策和限制措施。严格的法律和习俗把英国的对手、与英国竞争的法国公司束缚住了，所以英国殖民地发展比较快”。（34）英国在严厉禁止美洲发展可能与宗主国竞争的工业的同时，把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作为优质原棉和糖的取之不竭的供应来源，并获得了欧洲不再供应的必需的工业原料，如加拿大的木材，巴西的原棉，加勒比海和印度的染料，孟加拉的黄麻和西非的棕榈油等。英国还把人口正在迅速增长的北美作为工业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
    贸易地理分布的变化带来了外贸商品构成的变化。由于棉织品轻爽、凉快、易洗涤，色泽鲜艳，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较呢绒织品有更广阔的潜在市场，从而打破了呢绒织品长期垄断出口商品的局面。（35）加之英国商人对国内制造业实行了有效的控制，能按市场需求的变化改变生产和投资方向，使棉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起飞的先导部门之一。此外，转口贸易的蓬勃兴起，把从印度和远东运进的染料、咖啡、印花布，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运进的茶叶、糖、烟草等这些欧洲不能生产但又十分需要的商品向欧洲再出口，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对欧洲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的支付能力，也提高非洲、西印度群岛对英国商品的购买能力，而且使英国得以从欧洲市场获得造船业缺乏的木材和冶铁业需要的生铁。
    经济起飞前的英国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然而，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不同，这些社会资金能够克服国家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的各种障碍，转化为产业革命必不可少的产业资本，也是同英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
    资本的形成在英国尽管阻力重重，但是英国的经济起飞不存在资本短缺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企业主采用了各种积聚和节约资本的有效方法，使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闲散资本的土地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改变投资方向，加之地方银行的设立和交易券中介入的出现提高了各级金融机构的效率，使工业资本的形成得以满足经济起飞的需要。
    经济起飞前夕，工业生产单位的基本形式是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所谓的重工业部门，如冶铁业、采矿业、造船业，基本上也还是劳动密集性的生产单位。一般企业的固定资本只占5-10％（36）。伦敦的小企业只要有50英镑就可以开办。（37）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家酿酒厂固定资产也只占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38）。大部分纺织厂只是雇佣几名男女工人，拥有几架珍妮纺纱机和骡机的小企业。这些机器都是木制的，价格不高（39）。此外，企业家还可以将改建的旧房屋或租借的房屋充当厂房，有些工厂连机器设备都是靠抵押租借来的。
    为了筹集必要的资本，企业主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他们不惜付出比国债更高的利息来吸引资本，使握有大量资金的贵族和商人看到，对企业投资往往比对国债投资获利更大，从而改变投资方向。据统计，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土地贵族用于豪华房屋建筑和供子弟挥霍的费用明显减少，大量资金涌向工业，使中小企业蜂起。所以，艾什顿认为，国债利息率的下降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最根本原因（40）。此外，英国企业组织的排它性较弱，灵活性较强，企业主往往通过家族联系广泛征集资本，有的通过书面契约，有的只是口头契约（41）。
    聚集资本的这种特征在非国教派企业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非国教派在反抗国教迫害的斗争中取得了宗教宽容，获得了合法的存在地位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但是它们依然受到宗教和社会歧视。法律和教规斩断了他们的仕途，却给他们留下了在工商业经济活动中求得发展的可能前景。非国教各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小圈子，据有自己的经济行业地盘。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和宗教集团内部联姻所形成的广为联系的亲缘关系强化了他们的经济活动能力，而按他们的生活目标改造和发展了的经济意向十分强烈的伦理观念，忍欲、节约、经济互助等成为他们反抗宗教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有效武器和内部生活的行为准则。他们的资本筹集，股份转让，企业开办和扩大无不打上家族联系的烙印。非国教派只占全国人数的5％，（42）但是他们占全国企业主和发明家的49％，（43）他们的经济活动在英国产业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决不是偶然的。
    其次，企业主还最大限度利用银行短期贷款的作用来克服英国金融制度的缺陷。他们利用短期贷款支付工资、购买原料和燃料，并尽可能缩短生产周期，以便售出产品归还贷款，从而能够用自己握有的资本和比例更大的利润再投资去添置机器和设备。随着工业的增长，银行制度和效率有了相应的改善，主要经营工业短期贷款和发行交易券的地方银行从1750年的12家增加到1797年的334家和1815年的700多家，伦敦城区私人银行从30家发展到60家，（44）代理地方银行经营交易券贴现业务。另外，地方银行之间交易券中介入的出现也有利于把农业地区的闲散资本动员到工业地区去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资本流动的地理障碍和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最后，企业主如果确实需要长期贷款还是可以通过地方银行办理短期贷款延期。而且，只要他们有房地产，从抵押市场上获得长期贷款也是不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