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J·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Russel）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H·Driesch）的活力论，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H·Rickert）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H· Bergson）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德国赫尔德（G·Herder）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德国朗普勒西特（G·Lamprecht）的文化史观和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等。上述历史 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西方史学中盛极一时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章太炎曾指出：历史研究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6〕。杜威应其弟子蒋梦麟、胡适等的邀请， 在“五四”爆发前三天来华讲学，曾目睹京、沪等地爱国学生运动，胡适认为杜威及其实验主义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7〕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似更具体。20年代末，这一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28年，张荫麟译美国学者葛达德和吉朋斯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发表，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到30年代末，中国学者有20余部颇有价值的文化问题的专著出版〔8〕。这些著作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文化形态史观理论的影响， 叶法无在《文化与文明》一书中，有专篇论述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及文化形态史观，并对其详加评述，认为该书是一部“文化史杰作”〔9〕。1933年， 朱谦之在《文化哲学》论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与“文化与文明”等问题时，也较详尽地探讨了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别“文化”与“文明”两种概念。
    抗战爆发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思想的“战国策派”。1940-1941年，陈铨、何永佶、林同济和雷海宗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此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理论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著述，也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
    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名著时，便选用《西方的没落》作为基本教材。1936年，他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撰写了《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后来此文改名为《中国文化的两周》，同其它旧作合编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于1940年出版。该书表明，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理论渊源来自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林同济和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该书汇集了他们在《战国策》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集中反映了战国策派的理论和思想。
    林同济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他本人及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同文化形态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10〕。
    雷海宗认为人类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地区有七个，这七种文化各有其区别于它种文化的特点，因此应强调每一独立的文化为其对象，而不存在着人类统一的历史，这同斯宾格勒的理论同出一辙。林同济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在16、17、18三个世纪已渐呈雏形，而本世纪40年代，则可明显看出又一度“战国时代”来临。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正义、民主可言，同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看法极其相似。当“战国时代”来到时，任何国家都无法躲避歼灭战，小国、弱国“没有幸存的余地”。“这乃是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做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死亡。我们更不得抱着中庸常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11〕。
    战国策派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却占有一席之地，以至半个世纪以后，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2〕。这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引入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二
    20世纪初，当西方史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时，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留日学生也开始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导，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撰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作者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文末附有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的书单，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13〕。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非者也。’”〔14〕此外，“五四”运动前，《共产党宣言》、日本早期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论述唯物史观著作的部分章节，也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15〕。译者介绍这些著作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使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大开眼界，《天义报》记者在《〈共产党宣言〉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译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16〕刘师培在《〈共产党宣言〉序》中写道：“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17〕齐民社同人译《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在《中译者序》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的弊病：“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译者对唯物史观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马尔克斯（即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因格尔斯（即恩格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1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明确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