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还表现在对某些问题多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研究，而不像以往那样，仅仅停留在某些侧面，如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即可明显地看出是一种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研究，包括对该学派历代代表人物的研究，对重要代表作的研究，对该学派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方法的研究，以及法国及其他国家对该学派的评价，该学派在法国及世界史坛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这样，人们可较全面地了解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以及这些理论与方法形成及演变的过程，从而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做出不符合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判断。
    其四，70年代末以来，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是在中外史学家交流日趋频繁，中国历史学研究彻底改变了自我封闭，开始走向世界的情况下进行的。“五四”之后，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曾来华讲学，但历史哲学思想只是讲学主题之一，在中国史学界影响不大。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家多次来华讲学，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课，为培养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做出贡献，但这更多地是苏联专家单方面传授，中国学者同苏联专家之间缺乏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学术交流。在接受苏联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带有某种盲目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80年代初以来，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来华就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的史学家来自西欧、北美、拉美和前苏联、东欧、日本等国和港台地区，同时，中国史学家也走出国门，出席包括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类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在许多问题上同外国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欧美学者的想象；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了解，远远超过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
    正是在同多国家、多学派频繁的交流和深入讨论中，追踪当代外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新信息，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才使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如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中国学者提出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问题；通过对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研究，中国学者提出如何进行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并对历史进程进行理论性描述问题，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此外，在当今欧美史学中颇有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和文化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和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视，不少史学工作者开始尝试用这些分支学科所体现的新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
    当前，在世界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发展还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的影响下，我国历史科学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33〕。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史学如何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如何走向21世纪？转型中的史学今后将如何定位？凡此种种，都需要中国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认真了解、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
    五
    外国史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近百年间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人们虽褒贬不一，但其在不同的时代，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目的是展望未来，清醒地认识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中，它对中国史学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其影响。因此，颇有必要对近百年来这一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必要的概括。
    首先，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学术上，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往往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它丝毫不掩盖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初，社会进化史观成为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不甘心亡国亡种，而奋起救亡图存的要求。“五四”前后，唯物史观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广泛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它是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苏联史学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苏联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样板，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具体反映，不仅是历史学，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是如此。“文革”结束后，外国史学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已成为新时期史学的主要特点和重要内容之一，那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外国史学理论用政治批判代替科学研究的做法已被彻底摒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逆转的。当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样，便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做到历史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而要达到此目的，离不开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借鉴，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史学发展特点和趋势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愈深入，对中外历史知识的需求就愈加迫切。因为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缺乏历史的认识和分析，那是不可能真正搞清楚的。只要史学不冷落社会，不逃避现实，就一定不会被社会冷落。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是和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在今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