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展开热烈争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如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尚钺在谈到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曾说：“我国史学界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科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们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27〕。其二，表现在批判胡适以及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上，通过这些批判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包括史学理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为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合理的因素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切妨碍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尽管有些学者在当时公开指出了苏联史学存在的上述弊病〔2 8〕，但是这种呼声毕竟太微弱了，在当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 。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得不到克服。这一切使广大史学工作者不能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习、教学或研究，历史研究只讲阶级观点，忽视历史主义；只重视政治史、阶级斗争史，而轻视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去详尽地占有史料而多是套话和贴标签等倾向。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向苏联史学学习也成为昔日黄花，但克服全盘向苏联史学学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1961年4月中旬， 召开了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
    为此，1961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外国史学史主要是指西方史学史，其中包括各种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会议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29〕。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为契机，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陆续系统地被介绍到国内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及其他西方史学名著的全译本或选择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颇有影响的重要成果问世〔30〕。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而遭到政治上的严厉批判，被全部否定。
    四
    “文革”结束后，我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是外国史学理论引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那么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开始了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它同前两次既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明确了振兴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在内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这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由于强调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有力地促进了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这已成为新时期史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为人所称道。
    早在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时， 就曾作出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译介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自1984年起的历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都是热点问题之一，为了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提高其研究水平以有益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史学理论》（ 1987-1989年）和《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创刊）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该研究室成员主持或参加的一些课题，如《西方史学理论》、《战后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和《现代史学导论》等，分别被列为国家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近年还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以加强这方面专业人材的培养。
    其二，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本世纪90年代；从空间上看，则包括西欧、北美、拉美、前苏联、东欧、非洲，直至东方的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史学史等方面。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对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这是中国的外国史学研究在坎坷的道路上历经挫折和磨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还应该指出，近年一批在国际史坛有较大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相继译成中文出版〔31〕，这对于加快外国史学理论的传播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其三，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说以往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主要的缺点是介绍较多，而深入研究不够的话，那么这一缺点在近十年来正在不断得到克服。在较深入地介绍和普及外国史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一批有相当水平的论文和专著问世，填补了不少空白。如西方近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在20-40年代，仅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在50-60年代则是全盘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对文化形态史观给予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而在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不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了文化形态史观，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其他主要问题，如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意义，历史规律性问题，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近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现代西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有不少丰硕成果问世〔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