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简要回顾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社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容，但其共同之处则是介绍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其主流是吸取外国史学理论中有益的营养成分，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史学。因此，我们应该注意避免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或研究远远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无的放矢，使本应充满生机的理论研究成为玄学，令人不知所云或望而生畏。此外，还需注意不要把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代替深入的科学研究。一般性的概括介绍或较深入的专题性介绍，都是必要的。但是，这毕竟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准备。诚然，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但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或把这一阶段误认为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则是不妥的。从我国史学发展的现状看，虽然必要的介绍应该继续下去，但更重要的却是在此基础上对外国史学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结合我国史学现状开展研究。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客观需要。
    注释：
    〔1〕严复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最早引进了社会进化理论。 他曾夹叙夹议译介了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原理》，中译名为《群学肄言》（1903年）。
    〔2〕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3〕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918年1月，商务印书馆编。转引自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4〕朱希祖：《新史学·序》，《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 年版。
    〔5〕这些文章主要是：陈念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 载《史地学报》第1卷1期，1921年11月；陶孟和《新历史》，载《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9月；衡如《新历史之精神》，载《东方杂志》第19卷11号，1922年6月；谷凤池《历史研究方法之管见》， 载《史地丛刊》第1卷3期，1922年2月。
    〔6〕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141页。廓氏，即廓模德，今译作孔德；斯氏，即斯宾塞；葛氏， 即葛通哥斯，今译作吉丁斯或季廷史（Giddings），美国社会学家。
    〔7〕《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7 页。
    〔8〕这些著作主要有：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 年版；杨东莼编《本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1年版；陈国强《物观中国文化史》，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版；丁留余《中国文化史问答》，大东书局1933年版；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35年版上册，1937年版下册；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正中书局1936年版；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此外还有王云五编《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9〕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10〕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7页。
    〔11〕《文化形态史观》，第93页。
    〔12〕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近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72页； 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3〕《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16日。
    〔14〕《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初版。
    〔15〕如1903年初版于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五四”前，至少有3种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