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著作，那么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李大钊在深入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较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在分析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后指出：“从来的史学家，单欲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20〕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有的放矢，矛头指向中国旧史学“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因此他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改造和重作”中国的史学，写出新的中国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火热的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荷天下为己任，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实践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李达、瞿秋白和李汉俊、陈望道等，或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或亲自撰写介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及专著。这对于宣传新文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21〕。
    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不仅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公开交锋。郭沫若1930年3 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这一论战推向高潮。这部专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力作。郭沫若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变化，明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自然历史过程。他公开宣布，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以唯物史观为“向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郭沫若还针对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指出：“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这场论战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投身社会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实践，在粉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围剿”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锻炼和考验。她异军突起，在同形形色色旧史学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并产生愈来愈加广泛的影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唯物史观，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这一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更加广泛地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奠定了基础。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仍一如既往地，甚至是更强烈地受到外国史学理论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深入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是译介、宣传和学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及研究实践。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后者似乎影响更深。由于苏联史学一度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往往是全盘吸收和接受苏联学者的某些观点，其中不少重要文章则是直接从俄文转译过来的〔23〕。
    为了适应向苏联史学学习的需要，50年代明显加强了对苏联史学论著的介绍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自1953年1月联合编译《历史问题译丛》，至1954年6月共出版9辑，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等等。《历史问题译丛》除供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参考外，还在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对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历史科学的最新成果与先进经验，是有一定作用的”〔24〕。
    1954年2月《历史研究》杂志创刊后，《历史问题译丛》转由《历 史研究》编委会编辑，同时易名为《史学译丛》，由中国科学院公开出版，直至1958年后停刊。《史学译丛》双月刊是综合性的翻译刊物，特别是热心译介苏联史学论著的园地。该刊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理论的论文”和“苏联历史学者的学术论著”为主，同时也刊有书刊评介及国外史学消息等〔25〕。以1954年7月出版的创刊号为例， 该期发表的10篇文章中，有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号社论《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1篇，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基姆和加里科夫的论文《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及其他苏联学者的论文7篇，关于苏联史学及民主德国史学研究动态的报道各1篇。以后各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苏联学者的论文在该刊占有绝对的优势。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到60年代初，先后编译出版有《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译文集。这些译文集广泛收集了苏联史学家有代表性的论著，就某一问题较系统地向中国史学界介绍了苏联史学家各种不同的观点，对于当时向苏联史学学习及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一书，共收入波尔什涅夫等人的论文13篇，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关于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综述或总结3篇， 这些文章包括了1953年至1955年，苏联学者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讨论的所有重要文章。其他几部译文集的结构也大体如此，读毕能使中国史学工作者对每一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主要观点及倾向性意见或总结，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除《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几部译文集外，在50年代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理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不少译文或译文集，其中有以下两部值得一提。其一是尚钺编的《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该书收有Б。Х格列科夫和Л。В切列普宁等著名史学家的论文10篇，书前附有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书中论文涉及到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封建所有制问题、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封建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等。其二是《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本书收入А。Л西多罗夫、Б。А雷巴科夫和Н。М德鲁日宁等1955年9月在大会上的报告7篇。 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西多罗夫在论及苏联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承继着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最彻底和完善的表现的唯物主义传统。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他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在苏联，“唯物主义地认识历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为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公认”〔26〕。西多罗夫所谈的上述内容，正是建国初期我国史学发展所致力于的目标。苏联的“新的历史科学”成为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和学习榜样，由此不难理解，苏联史学理论为什么在50年代会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