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古”这个口号也是如此，就它的思想根源来说，是受了“国学”的影响，但它改变了“国学”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国学”主张批判儒佛思想，鼓吹把日本人民从中世以来的儒佛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了找到否定儒佛思想的根据，“国学”主张“王道复古”，企图从古代天皇制时代创造的历史文献中找出依据。这个“王道复古”，仅仅是想通过否定幕藩体制的精神之柱--儒佛思想，来表达新兴地主，町人阶层，反对幕藩体制压迫的一种微弱呼声，它根本无意触及幕藩体制的统治。而改革派集团提出的“王政复古”，是要恢复天皇古代时所具有的权力，把德川幕府赶下台去，这个口号，扬弃了“国学”的含蓄内容，成为了同封建幕府直接斗争的工具。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就是这样，由于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把一场革命镶进了旧的装饰中，他们在革命中的指导思想，也和他们本身一样，揉进了各派学说，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研究近代天皇制的形成过程，首先要研究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状况。明治政府在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面临着种种困难，财政拮据，政权不稳，德川幕府的残余势力还不能一下子彻底肃清，国内一片混乱。最为严重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虎视眈眈，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力面前，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仍然存在。这些情况都迫使新政府对国内实行改革。为此，天皇政府从明治初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资产阶级改革，一方面消灭了国内的封建势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逐步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矛盾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组合，日本又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代。这具体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战争中，支持过天皇政府的人民群众，维新后生活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天皇政府代替了德川幕府，继续地残酷压榨人民。同时，资产阶级改革，又进一步地损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他们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天皇政府。人民群众对新统治者的压迫，不断报之以起义来回答。据明治政府的官方统计，从1868-1872的五年中，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高达150余次，年均30次以上。
    第二，资产阶级改革，消灭了武士集团，激起了这股封建势力的反抗。明治维新以前的武士集团，是一支拥有40万人，200万家属的庞大封建队伍，这些人享受着多种封建特权，绝大多数人不从事生产劳动，每年靠从主子那里领取禄米生活。资产阶级改革中，通过“秩禄处分”“征兵令”等一些措施，使这个阶层的封建特权被剥夺殆尽，少数人得到了大量公债，向地主资产阶级转化，而绝大多数人逐渐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些人对天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改革，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不惜铤而走险，经常的叛乱，暗杀，搞恐怖活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天皇制政权。
    第三，随着资产阶级改革的深入，日本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也一齐涌入了日本，从明治7（1874）年开始，日本出现了一个空前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这个运动代表着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独裁的天皇制政权。明治政权的首脑人物岩仓具视，唉叹日本当时的形势“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形势几乎相同”。①
    面对着上述三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天皇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阶级斗争的需要，自身也在不断地发生一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树立天皇的权威，加强天皇制政权。明治政权成立的头几年，针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和下级武士的叛乱活动，明治政府大肆宣扬天皇是神的子孙。并让明治天皇去全国各地巡幸，企图通过他网罗人心，按抚士族的不满，联络地方政权。例如，明治天皇在明治初年巡幸的途中，曾“奉命”关怀了忠臣的遗属；慰问了70岁以上的老人；赞美了沿途所谓的“节妇”“孝子”；并做了大量的施舍。据统计，明治天皇在去江户的一次巡幸中，对沿途2,500人给以施舍，所用的钱数，相当于明治政府当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天皇巡幸的目的，用天皇制政权决策人的话说：“天皇垂赐种种仁慈，都是为了使人民知道政府后面有皇室，纵然政府由于责任关系有时也受到来自人民的种种批评，但人民也不至于因此而减弱尊王奉公的观念。”②
    其次，加紧培养年轻的天皇，迅速使天皇从封建君主向资产阶级君主转化。西南战争以后，天皇制政府对明治天皇的教育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久保利通在西南战争后不久，面对日本国内形势明确表示：“天下之乱，非君德所能镇定，对天皇的培养，乃当务之急”。基于这种认识，逐步对天皇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措施。从明治4年整理宫廷清除大批女官，改变天皇生活环境开始，一直到明治10（1877）年设立的“侍补制度”，明治天皇受到了一系列的教育，学到了一些新知识，在思想上也逐渐成熟，开始从一个单纯的封建君主，向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资产阶级君主转化。
    第三，逐步建立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1881年，天皇制政府在人民民主运动的洪流面前，被迫宣布9年后颁布宪法，开设国会。在开设国会之前， 天皇制政权的首脑人物，为在君主立宪形式下，能继续实行天皇制统治，曾就天皇在立宪后的作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拟制帝国宪法的主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曾这样分析了日本的国情，他说：“在欧洲，立宪政治的萌芽已经有千余年，不仅人民熟悉这一制度，而且还有宗教为其基础，已经深入人心，人心统归于此。然而我国宗教之力甚为微弱，无一可以为国家之基础者”接着又说：“在我国可以作为基础者唯有皇室，是以本宪法草案，专用意于此点，尊重君权，力求不加束缚。……以君权为基础，务期不加毁损”。③为了使天皇成为宪法的机轴，天皇制政权在提高天皇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即使如何巧妙地加强君权压制民权，假如皇室没有实际的基础，也不能维持其法律和宪法。”因此岩仓具视主张：“巩固皇室基础之道，虽不一而足，而今当务之急在于规定皇室之财产（并非法律所规定之帝室费或帝俸）”。岩仓还说：“作为维护宪法之力量，须充其实质，即丰富皇室之财产，使陆海军之经费等，皆足以用皇室财产之税收开支。这样，即使国会上出现任何过激言论，或不批准国库经费，也无碍于将其镇抚，或使之驯服”。④出于上述种种目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10年中，天皇家的财产又发生了急剧的膨胀。政府把归国家所有的最好土地、矿山、森林、牧场无条件地划到天皇个人的名下，把从税收中得来的大量银行股票，有价证券也无偿地转到了天皇的帐上。仅就天皇土地一项看，1882年为1,110町，1890年为3,654,533町，短短的几年内，增加了三千多倍。有人统计，到了1896年，随着天皇财产的骤增，天皇仅就利息一项收入，就可抵住当时日本最大企业三井财阀的总收入。这些财产不承担分文税收义务，不准征用，不得买卖、转让，完全处于保密状态。
    第四，为确立近代天皇制做了组织准备。
    把天皇做为宪法机轴的愿望，通过设立皇室财产，在经济上达到了目的，在政治上还担心立宪后，天皇的作用下降，于是天皇政府竭力要在人民和天皇之间设置一道屏障，防止开设国会后，君权受到直接冲击。为此日本又出现了华族制度。在新建的华族队伍中，一部份是被明治维新革过命的旧统治者，包括旧公卿，大名。明治政权把他们重新请了回来，依据他们旧的门弟，分别授给爵位，赏给赐金。目的是在国会开设时，由他们和明治维新的功臣共同组成上院（贵族院），在天皇制政府遇到下院（众议院）抨击时，由他们在国会内部抵制，起到直接维护天皇制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旧的封建贵族和新官僚、军阀勾结到了一起，他们聚到天皇周围，打出天皇的招牌，结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这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形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