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性命之理在自然界与人文界的实现是统一而又有差别的。天地的恒久不已的运动和变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如前面所引的《缘·彖传》所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就立人之道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它是要靠人类的行为而实现的。即使天赋以固有的本性，但是人是有意志自由的，并且可以受环境与教育而改变其禀赋的。孔子的人性论原理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既指“学习”（为云：“学而时习之”）又指“习俗”（如《荀子·儒效》云：“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因此，立人之道要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此处所谓的“神”是一个认识论概念，我们在上面已解说过，即“知几，其神”的意思。如孔颖达注云：“几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时……知理欲到，可与共营几也”。这就是说，只有不断地启蒙人的自觉的理性，去认识到先验的、“有理而未形”的人类道德的本体--作为性命之理的仁与义，并通过教化和自我修养才能用自己德行“知理欲到”地、“默而成之”地把它实现出来。用孟子的名言说，这就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这句话，千古以来未得其确解。所谓“行仁义”意味着把仁义归结为自我的道德意识，而“由仁义行”则把仁义归结为形而上的理。
    所谓“存乎其人”就是说要靠实行“君子之道”的“躬行君子”，正如希腊哲学认为只有哲人才能凭借自我意识的理性去认识自然界的理性。所以孔子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曰可见之行”（《乾·文言传》）。《正义》解说为：“君子之人，当以成就道德为行，令其德行彰显，使人日可见德行之事”。正如《诗·大雅·抑》所云：“其惟哲人，顺德之行”。君子，特别是作为君子的最高层次的“圣人”，树立了道德的典范，并做到“修己以安百姓”时，就能做到“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最后，从上面三段引文可以看出，孔子的本体论是目的论的：即认为宇宙间一切运动和变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成性存存”为目的。这里的“性”指“性命之理”所赋予一切存在物的固有的本性，即朱熹所解说的“本成之性”，亦即先于存在的本质。就其在某一个存在物--即一个有限的“定在”（Dasein）--身上而言，这个“性”是潜存的〔如就人类而言，这个性就是先天的、潜存的“仁与义”〕，它必须经过变易的过程来成其性，并且“存而又存”。这个变易过程在人类就是德行的修养过程。更进一步地说，甚至于在某一个“以成德为行”的君子身上，也不可能充分实现这个天赋之性。康德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认为人类天赋理性的充分发展，“只能在全物种身上而不是在个别人身上”，因为个人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但是，就自然而言，如果我们把天地的本性理解为按自然规律而永恒地运行着，那么这种本性则是一成不变的，无所谓成其本成之性的问题。但是，孔子的宇宙观是生机主义的，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阴阳合德而化生万物。因此，天地对于一切“物种”而言，也是起着“成性存存”的作用。于是“成性存在”就成为“道义之门”。这就是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本义。这样一来，整个世界的变易都是向“善”的。总之，孔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研究，不是为了追求认识论上的“真”，而是伦理学上的“善”。这正是孔子的哲学方法所导致的结果。这个方法论，如王充所指出，是始于“推夫妇之道以论天地之性”，而终于“说夫妇之道取法于天地”。这也就是说，孔子的宇宙观始于道德观，并且终于道德观。所以孔子在自然观方面不是为研究天地运行的规律而研究自然现象，而是为了取法于天地以培养人的道德意识。我们可以用一个典型的例子以概其余，这个例子是传诵千古的孔子的道德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传》）。《周易正义》对于这个格言解释得很好：“行者，运动之称；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思，周而复始，此人事当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自强勉力，不有止息”。道德的修养是自强不息的，而道德的本体（作为立人之道的仁与义）则是永恒不易的。这就是“变易中的不易”。柏拉图认为美德（arete）是永恒不变的“理念”，康德认为“道德律令”是绝对的义务。孔子的本体论则被用来论证“仁与义”是形而上的不变的本体。于是，孔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在中国文明史上不曾导致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发达，而是导致道德学（身心性命之学）和历史学的发达。
    结束语
    孔子的历史哲学出于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的要求。正如他的历史发展理论需要一种变易的宇宙观为其理论的确认（corroboration），他的历史评价的绝对标准则需要一种不易的本体论来确认绝对的道德价值。沃尔什在论述康德的历史哲学时说：“康德的著作是教育性的，因此它以一种明确无误的方式阐明了这类思辨的道德背境。就他来说，至少历史哲学乃是道德哲学的一种派生品”。[①f]就孔子说，也是这样。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纬》），根据《史记索隐》的注释：“‘空言’谓褒贬是非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这意味着，历史学是道德学的“实例教学”（object-lesson），所以孔子明白规定：“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传》），这就是说，历史学是用前言往行培养人的道德意识。于是，孔子的历史哲学，为本论文所阐发者，是一种道德的、历史的形而上学。 （续完）
    责任编辑注：《孔子历史哲学发微》上篇见本专题1996年第5期29页。
    注释：
    ①a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1980年第79页，第102页，第80页。
    ①b 黑格尔：《小逻辑》，第200页。
    ②b 伯伦汉：《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教程》，莱比锡1908年，第10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
    ②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213页。
    ①d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
    ②d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
    ①e 关于黑格尔论赫拉克利特哲学的论断和引文均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和王太庆译，商务1983年，第311-315页。
    ②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
    ③e 黑格尔：《小逻辑》，第43页。
    ①f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