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日本的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进而促使资本主义萌芽。一些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开始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并引起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幕府制度的解体。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通过债务抵押，成为新兴地主。一些富农和商人招募农民开垦新田，成为新垦田的地主。但是，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被承认，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封建领主。
    新兴地主要求对所占土地的所有权，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封建领主强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反对幕藩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但力量很弱，而且在剥削农民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方面，又同封建主有共同的利益。
    依附于幕藩的“政商”，经济力量雄厚，享有各种专卖权。由于商品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在大商业城市的“政商”便发展为大商人、大金融高利贷者和大矿场主。据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在商人手中，十六分之一在武家手中”。①雄厚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有强大势力，说什么“大阪豪商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特权大商人寄生在封建制度上，但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也有利害冲突。商品经济发展，幕藩的财政收入日益不能满足将军、大名的奢侈消耗，至“今世诸侯无论大小皆垂首强求于商人，依靠江户、京都、大阪以及其它各地的富商，以其资济来维持生活”。②仅大阪商人借给全国大名的钱，有时高达黄金六千万两，年利息折合大米三百万石。③且将军大名随时赖帐，宣布债权无效，甚至捏造罪名，夺取他们的财产。特权商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同封建领主有矛盾，可与封建统治阶级关系密切，故不是反幕藩封建统治的力量。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工农业中的生长，手工工场主、商人包买主及富农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却受到幕藩封建体制的重重阻碍。在封建领主和高利贷者层层剥削下的贫苦农民，根本无购买力可言，致使国内市场狭小；同时农民还被束缚在封建领地制上，不能自由离开，这就堵塞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的来源；封建割据的二百七十多个藩国，关卡林立，货币不统一，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出现，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幕府和大名实行垄断贸易，并对工商业者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严重地影响了资本的积累。此外，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他们还受有幕藩庇护的特权大商人的限制和压抑。因此，他们对幕藩体制极为不满，要求突破它的束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还不充分，在明治维新前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新兴资产阶级还设有走出商业高利贷资本阶段，他们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没有形成为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加之，国内市场狭小，他们得以封建主为顾客，与封建主有较密切的联系。有的本身也经营土地，分享剥夺农民的果实，因而他们害怕农民运动，不敢领导农民进行彻底革命。“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阶级底‘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④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必然表现出软弱与妥协，不可能领导这场社会变革。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力量，那就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
    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武士的地位。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有武士四十万，他们依赖于封建幕藩体制，由于封建领主们的财政入不敷出，为减轻负担，就减低或克扣下级武士的俸禄。日本经济大典载“……借用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⑤使武士生活日益贫困。中下级武士产生了不满情绪。与大名的封建关系逐渐松懈。为谋生活，一部分武士改行从事“士、农、工、商”等级中最低层的被人看不起的工商业；有的成为自由职业者；有的沦为浪人；有的甚至当富商的养子或收商人为养子，直接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十九世纪初，江户二百个商家继承人中就有四十八人出身于武士。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形成强有力的集团，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出发，反对幕府的封建统治。而且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接触了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改革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尖锐矛盾，成为下级武士反对幕府的社会根源。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自由化的大名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基本一致使他们联合起来。在倒幕方面，资产阶级感到幕府不能保证全国的统一，对外屈膝投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化的大名希望消除亲德川将军的贵族势力，取而代之，参与中央政务；下级武士因幕府不能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因此非常不满。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更不用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部份大名、武士因为本身的资产阶级化，为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同样的要求。同时，资产阶级化的大名、武士也希望得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持。就这样在各自的要求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联合起来。资产阶级又因自己的不成熟，力量不足，先天的软弱，而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下级武士。
    在联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西南诸藩为中心的局势。因为：（一）属于外样大名的这些藩族的大名比较富裕，又远离中央，很早就享有德川化的条件下所能够有的最大限度的独立。（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国以前，这里就合法半合法地存在着对外的商业联络，对外贸易使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发展较早。（三）西南各藩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较早。（四）这些藩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实行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加强了藩的实力。而且通过改革，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下级武士参与藩政，地位提高，影响扩大，并且出现了一批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他们热烈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要求，成为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方实力派。西南各藩成为倒幕势力的基地。
    加之，由于德川幕府沉重的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压榨，城乡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603-1853年，全国共发生暴动一千一百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日趋瓦解，领主的收入减少，负债日多，于是便拼命提高地租额，加重税收。再加灾荒连年，商人囤积居奇，粮价猛涨，人民生活更加艰难。这就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3-1842年就发生了一百一十七次起义，这是过去任何一个十年间所没有的数字。其中最著名的是1837年由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市民起义。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为反封建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