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倒幕维新运动的领导权看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2)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阶级分化进一步加速,更加贫困的下级武士,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感到这是封建制度一种最可怕的威胁。他们认识到要改善农民的状况,利用农民的力量,去反对特权大商人和幕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封建制度的危机日益深化。在四十年代初,幕府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阻挠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幕府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遭到城市商人,甚至部分大名武士的反对,结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幕府改革的失败,缩小了幕府对各藩的影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加剧了封建制度的危机,统治阶级已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封建制度危机加深时,西方列强又加紧了向远东的扩张,日本成了他们侵略的对象之一。美国首先用武力打开了日本的大门。1853年迫使日本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结束了日本二百多年闭关自守的局面。1858年,美国又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又称《安政条约》)。接着,英、俄、荷、法等国援例强迫日本先后签订了类似条约。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日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开港后,大量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破坏了农民手工业,打击了日本的工场手工业。粮食原料被外国商人低价收购,造成粮食恐慌,不少职工流离失所。列强的商人还利用日本市场的金银比价低于国际市场的比价,套购黄金,造成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1859年6月到年底,半年时间,从日本流出的黄金达一百万两。结果物价飞腾,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六十年代又出现了人民暴动的新高潮。 从1860年到1867年共发生八十六次农民起义,仅1886年就发生了四十次。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城市发生了“米骚动”。城市贫民捣毁了大米商和高利贷者的住宅,袭击米店和仓库,迫使商人降低米价。农民和市民的暴动,严重地瓦解了幕府统治力量。 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列强粗暴干涉日本内政,并不时进行武装侵略,如1861年,俄舰强占对马岛的芋崎,被对马岛人民所驱赶。1863年,英舰炮击萨摩藩的鹿儿岛,勒索赔款。1864年,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占炮台,迫幕府赔偿战费三百万美元。1866年,四国又强迫日本签订《改税协定》,把主要商品的进口税率降低百分之五。法国积极策划帮助幕府整顿军队,训练军队。幕府变成了法国的傀儡。 欧美列强的侵略,导致民族矛盾尖锐,使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社会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封建制度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人民不愿照旧继续生活下去,革命形势成熟。正如列宁指出构成革命形势成熟有三个标志:第一,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急剧加深;第二,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显著提高;第三,统治阶级无法保持自己的统治不变,出现了“上层危机”。这些因素在当时的日本都已基本具备。 综上所述,说明在开国以前,由于日本内在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外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冲击,又加速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从以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德川幕府的态度来看,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其领导权历史地落在了下级武士的身上。 二 在日本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基本社会矛盾和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的形势决定了下级武士的革命领导地位。 第一,从“尊王攘夷”看。十九世纪中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国内矛盾日趋激化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尊王攘夷运动,这是一场反对德川幕府的政治运动。 幕府的腐朽的封建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的悲惨遭遇,使日本有志之士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为寻找日本的出路,最先把尊王和攘夷结合起来形成尊王攘夷思想体系的是水户藩士、后期水户学著名学者会泽安,他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主张进行必要的改革。下级武士改革派中的尊王攘夷和倒幕维新重要人物西南诸藩的吉田松阴、桥本左内、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均受其影响。他们主张天皇的统治地位至高无上,其他人不能取代天皇称王。天下“非幕府之所私有”,主张恢复天皇的权力,这是否定幕府的思想萌芽。⑥ 最初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尊攘派并不想推翻幕府。在1858年幕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订立不平等条约后,吉田松阴开始有了倒幕的思想。他说:“如今之幕府、诸侯早如醉人,已扶持无术,唯寄希望于草莽崛起之人”。明确主张“不彻底改变如今之世界,尊王攘夷则不可能”。⑦进一步认识到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就要驱逐列强势力。同时必须反对卖国的幕府,将尊王与攘夷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反幕府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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