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与西欧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辉煌成果强烈地吸引了西欧哲学家、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对此，波佩尔（K.Popper）教授曾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随着伽利略和牛顿的诞生，物理学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就，这远远超过了所有其它各门科学，而从巴斯德这位生物学中的伽利略的时代以来，各门生物科学几乎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在这些情况之下，那些研究这门或那门社会科学的学者便十分关心方法的问题，而他们对这类问题的大部分讨论都引导他们把着眼点放到那些兴旺发达的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上。例如，正是由于有意识地仿效物理学的实验法才在冯特这一代导致了心理学的一场变革；而从约翰·穆勒以来，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沿着大致相似的道路改革了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⑨于是，人类社会被设想为一架具有复杂的机械结构的机器，或者被看作不断进化的有机体，西欧不少哲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分析和归纳的方法论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Comte）所创立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变革史学方法论所作的努力。
    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他说：“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地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⑩因此，他认为，只有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科学才是真实的知识，只有从经验材料的分析中归纳出普遍规律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孔德所创立的历史哲学理论旨在说明研究历史必须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的规律，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实证的”科学。他说：“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11）在这方面，他认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子”。那么，支配人类历史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什么呢？根据其实证主义哲学体系，孔德认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毫无例外地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类为了探求万物的“终极原因”而虚构出超自然的主体--神，以为人类历史是神所创造的；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不过是把超自然的神改头换面成一些抽象的概念，认为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到了实证阶段，人们才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人类社会的真实规律。整个人类历史正是通过这三个阶段而不断接近理想的科学境界。于是，孔德宣称自己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即人类智力发展的规律。尽管孔德所设计的人类历史的三阶段模式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由此而阐明了实证主义历史方法论同神学历史方法论和所谓“形而上学”历史方法论（即理性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主要区别，从而为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西方学者仍把孔德奉为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创始人。
    最早运用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的是英国著名史学家柏克尔（H.T.Buckle）。象孔德一样，他赞同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和历史。因为在他看来，归纳法根据经验材料，所以是反宗教的方法论；而演绎法却是从假定理论的真实性出发来作抽象的推论，所以是神学的方法论。（12）在历史观方面，他指出历史就是人变革自然和自然变革人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历史学家必须通过分析和归纳这种变革的前因后果来揭示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对历史所起的作用。（13）所谓自然规律是指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他把它们归纳为气候、食物、土壤、地形和某些自然现象，并断言对于这些自然因素必须借助于各门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否则，历史学便无法建立。哈多克（B.A.Haddock）教授曾指出：“柏克尔那部博大精深的著作《英国文明史》努力宣扬推广这些观点（指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观点--笔者注）。它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演变应该借助于那些已经归纳得出的普遍规律加以解释。”（14）
    继孔德和柏克尔之后，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的人是法国著名史学家泰恩（H.A.Taine）。首先，他认识到， 在人类历史上，每个特定时期或每个特定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态、宗教哲学等因素是相互联系着的，因此，历史学必须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规律的概念来揭示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分析导致这种联系的各种因素，以便对人类社会演变和发展的状况作出科学的解释。在其代表作《英国文学史》中，他努力尝试着通过分析英国的土壤、气候、食物生产等因素来说明决定英国的性质及其精神的历史规律。其次，他看到了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与数学等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曾把科学划分为“严格的科学”和“不严格的科学”两大类，并指出数学类型的自然科学是严格的科学，而历史学类型的社会科学则是不严格的科学，因为在研究数量问题时，前者能够进行计量分析，后者却不能进行计量分析。（15）但是除此以外，他认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有时他主张运用机械力学和化学的方法、更多的时候则主张运用生物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在《旧制度》一书的序言中，他指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应该象博学家观察昆虫一样；为了亲自实践这一观点，他极力模仿昆虫学家处理各种昆虫标本的方法来剖析旧制度的各种“元素”。结果，他的这部著作成了许多毫无重要意义的分类资料的汇编，以至于每页竟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注释。正如汤姆逊所指出的：“旧制度被描绘为一架由各个部分组装起来的可怕的机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