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西欧处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环绕非洲航线的开辟，人们的活动范围和眼界大为开阔，欧、亚、非以及美洲的各国和各地区之间逐渐建立起频繁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这增进了人们对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使他们有可能对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作一番综合的考察，以便概括出某些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的阶级，不仅需要利用自然科学来为发展社会经济服务，而且需要创立新的社会历史理论来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服务。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近代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方才应运而生。
    为了抨击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维科和赫德尔等人举起理性主义的大纛，他们崇尚科学，反对迷信；鼓吹人道，批判神道。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其中包含着内在的规律性，人类可以借助理性来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以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历史观，粉碎了一千多年来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它号召并鼓励人们发扬理性，探究历史，从而提高了人类自身的历史责任感和创造性，并为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提供了依据。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革命，它对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念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继承了这一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进一步论证历史的规律性和人类认识这种规律的可能性，同时又主张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历史研究。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甚至到了今天，都不乏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然而，天才的猜测毕竟不能代表科学的理论。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它们把这种进步仅仅归因于人性的解放和知识的积累，并把人类的理性或智力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于是就不可能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因为如此，它们虽然正确地说明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军事史而且应该包括思想、文化和科学等方面，但却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无法科学地解释支配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于是，孟德斯鸠等人便提倡“地理环境决定论”，伏尔泰有时不得不把某些历史现象归因于纯粹的偶然性，而柏克尔则宣称精神规律（道德规律和智力规律）归根结底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历史观不可避免地要使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带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征。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在历史观方面一致认为人类历史是有内在规律的，而且承认这种规律能够为人类所认识，但对如何去认识人类历史的规律这一方法论的问题，它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关于这一点，加德纳（P.Gardiner）教授曾作了概括的说明：“经典理论家关于历史现象赖以解释的各种观点决不是一致的。象孔德和柏克尔等人受到各门自然科学所建树的榜样的鼓舞，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科学的范例不适合于历史。他们宣称，要想使历史的演变和发展为人们所理解，必须求助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于是，象维科、赫德尔和黑格尔等人倾向于强调的是自然的事件和进程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不同意下列假定，即因为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成功地把概括的原理和抽象的数量范畴运用于前者，所以后者能够同样适合于相同的理论模式”。（17）简单地说，理性主义历史哲学主张把注重演绎和推理的唯理主义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而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则主张把注重分析和归纳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
    近代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方法论主张从那些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原则、范畴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和推理来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理性主义历史哲学本质上正是接受了这种方法论并企图把它运用于历史研究。为了论述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维科和赫德尔等人提出了“理性”和“人道”的范畴，主张运用这些基本概念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等问题，并据此推演出人类历史进程的模式。例如，两人都提出过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的模式。但是，他们没有对不同时代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作具体的分析，诸如“理性”或“人道”这类范畴不过是超历史的抽象概念，不可能说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许多历史学家不重视对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甚至不愿意周密地考察历史资料。他们在撰写历史著作时往往只选择与自己的观点相吻合的史实和史料而忽视了其它有重要价值的史实和史料。这样一来，抽象的、绝对的原则便取代了对历史事实的具体的、全面的分析，而历史资料往往只是用来证明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已经确立的中心论点。甚至连伏尔泰、休谟这类史学大师也未能避免这些缺点。所以，史学史家古奇（G.P.Gooch）在分析十八世纪欧洲史学的特点时指出：“这个时代的趋势鼓励作家满足于肤浅的探究和轻率的概括性论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