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根据三统说，夏、商、周三代分别得黑、白、赤三统。现在《春秋》既作了新王，自然应该是“变周之制”“正黑统”。这样一来，周便成了“王者之后”，再加上在周之前的商，就组成了新一届的“三王”。上届三王之一的夏，就得改号称为“帝”，进入“五帝”的行列，“录其后以小国”，这就是所谓“绌夏”（对于二王之后，是要封以大国的，并且“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夏之由王而帝称为“绌”）。而原来五帝中最早的一位则要绌而为“九皇”了。杨向奎先生曾说这是一种“新鬼大而故鬼小”的历史观②，甚是。
    孔子既以《春秋》当新王，则必得于春秋诸国之中，寻找一个“王”的实体，然后才可以因事立义，这就是“王鲁”的由来。《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按周被作为新王的鲁所继承，故云“亲周”；商则又隔着一代，本应称为“故商”或者“故殷”，只缘春秋时的宋国是殷人的后代，因此也称“故宋”。
    《春秋》记鲁国十二公之事，起于隐公、桓公，终于定公、哀公。现在既然“王鲁”，则这十二公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至尊且高，至显且明。（《奉本》）
    康有为解释说：“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缘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薛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③原来这都是一种假托。《春秋》既被设计成一个新朝，则隐、桓、定、哀就都有了朝代统系上的意义，正像殷、周的王者也都有他们的远祖、有他们的祖考一样，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明王者之义”。
    此外，为了便于解说《春秋》的“书法”，鲁国的十二公还被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于《公羊传》上有明文：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公十四年）这里的所见、所闻、所传闻，都是以孔子为主体，是说《春秋》十二公事，有的为孔子所亲见，有的为孔子所得闻，有的则是孔子得之传闻。推测《公羊》的本意，大约是说隐公时事为孔子之祖父所得闻，孔子得之于其祖（对孔子来说是传闻），故《春秋》始于隐公。因为材料来源不同，故记载的用语有差异（异辞）。《公羊传》的这个“三阶段说”到了董仲舒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楚庄王》）
    这里董仲舒把《春秋》三阶段分别指实，甚至年代都划分得十分精确，这是对《公羊传》的一个发展，但绝没有后来何休所说的什么“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董氏的用意，似乎与《公羊传》相同，都是为了说明《春秋》前后记载用语不一致的原因：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思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同上）
    这是说根据世次的远近、亲情的厚薄改变用语。“所见世”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对于同时的当权人物，自然应有所规避，这一方面是“替尊者讳”，同时也是全身远害的必要之举。因此这一阶段多“微辞”。昭公二十五年经云“又”（，祭也），《公羊传》曰：“又者，非也，聚众以逐季氏也。”这就是因为事涉当代要人而隐讳其辞。文公十八年子赤被杀，经只书“子卒”，至于为什么不书日期，《公羊传》解释说：“不忍言也。”这大约是由于亲情较近的缘故。而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经则明书“乙未”，据说是因为亲情已经很薄了，也就不存在“不忍言”的问题了，这就是所谓“杀其恩”。用这一套来解释《春秋》的“书法”差异是否都能说得通，那是另一个问题：对此作出解释则确实是董仲舒“三阶段说”的主要功能。
    董仲舒既然认为《春秋》是孔子的大制作，又认为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于是：“改制”的问题就发生了。“《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三代改制质文》）在《繁露中·仲舒对改制有十分充分的论述。那么，究竟什么是“改制”呢？
    王者必改制。……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目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
    原来董仲舒的所谓改制，只是改变居处、称号、正朔、服色这些属于外部形式的东西，用来表示一代新受命王出现了，他直接受命于天，而非旧有王朝的延续。这样的改制，实际上是为“新王”的合法性作进一步的论证。至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是不必改也不可改的，这些就是可谓“道”。“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样看来，董仲舒《春秋》学中的“改制”，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不如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汉兴以来，在制度、礼仪、历法等许多方面都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之旧，文、景诸帝，崇尚无为，都没有作什么大的更张。汉武帝的时候，早已渡过了休养生息的恢复时期，国力已经空前的强盛，封禅、改正朔、易服色等种种改制的举措都已酝酿了许久，就等着有一位贪功好名、喜欢夸饰的君主来实行了。汉武帝正是这样一位君主。因此，当时改制的呼声甚嚣尘上，武帝至以“改制”册问群儒。在这种情况下，仲舒把改制之说揉进了《春秋》理论，不过是为了使他的《春秋》学更能适应人主的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