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辞不能及，皆在于指”（《竹林》）
    这话的意思是说，事物是复杂的，有时单凭“善”或“不善”、“义”或“不义”这一类简单的判断，不能把“义”说清楚。这时候就要从《春秋》的主要精神方面去把握，不能死抠《春秋》的字眼。这就叫做“见其指者不任其辞”（同上）。例如《春秋》对当时战争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恶之”的；但从书法上来看，“《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按所谓偏战，是指两军对垒，各据一面，不相诈），耻伐丧而荣复仇”（同上）。这是否与《春秋》恶战的主旨相矛盾呢？在这种时候，就要着重去掌握《春秋》的“指”，而不要被其表面的“辞”所困扰。原来《春秋》的褒贬，有时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犹如“诸夏”之属内还是属外：相对于鲁来说，诸夏就算是“外”；而相对于夷狄来说，诸夏又成了“内”。同样，《春秋》所善的“偏战”，“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同上）。
    （六）“诡其实以有避”（同上）
    据《公羊传》说，《春秋》记事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在用辞上便不能不做些手脚，或者要改变一下事实，或者要变换一下名目。董仲舒将这种情况叫做“诡其实”或者“诡其辞”。例如晋文公召周王于践土，《春秋》就“诡其实”记作“天王狩于河阳”，这是为尊者讳。又如隐公八年《春秋》云“公及莒人盟于包来”，仲舒说这是“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意思是说，这里是为了给隐公隐讳，才将莒子改称为“莒人”的（与公盟的其实是莒子）。再如闵公元年《春秋》云“齐仲孙来”，据仲舒说，这个“齐仲孙”其实就是庆父，由于为闵公（尊者）、季子（贤者）讳才把“庆父”改写为“齐仲孙”的。这就叫做“《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玉英》）。用这种“诡辞避讳”的理论，可以把《春秋》中许多书法问题解释得圆通周至。至于这种解释是否都符合《春秋》作者的本意，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以上我们列举了几种董仲舒说明《春秋》书法的义例。应该说明，这远远不是其全部。董仲舒企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他要使《春秋经》的“一字褒贬”在这个体系中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某些解释明显的是强词夺理、生拉硬扯，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汉代儒生研究《春秋》的方法。事实上，汉以后历代的经学家对《春秋》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路子前进的。而且再深一步来说，可以认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对《春秋》经义的解说，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也是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的。
    注释：
    ①《古史辨》第5册第442页。
    ②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第111页。
    ③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第115页。
    ④皮锡瑞：《经学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