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记载与《书序》和《史记》是有矛盾的。首先,《今本纪年》的唐叔献禾事在封卫之后,亦在周公致政之后;第二,《书序》、《史记》言唐叔归周公禾于“东”,而《今本纪年》,则“东”作“丰”。实际上,《今本竹书纪年》除了成王十年记“周文公出居于丰”之外,于成王元年还记“周文公出居于东”,这与《尚书·金縢》所说“周公居东”为一事。而“居东”与“居丰”却并非一事,《书序》作者和司马迁未见《纪年》,不详当时之事,遂将两者混为一谈。 《今本纪年》记唐叔献禾事合情合理,其叙灭唐、封叔虞也与《史记·晋世家》暗合。此外,说明唐叔封于成王十年的还有《国语》的记载,《晋语四》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又曰:“岁在大火,……唐叔以封。”《周语下》则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今本纪年》记武王克殷后第5年去世,第6年为成王元年,唐叔虞被封在成王十年,也就是说“王命唐叔为侯”在武王灭殷后第15年。按照岁星的十二星次,武王克殷岁在鹑火,以后第15年恰好岁在大火。是则《今本纪年》与《国语》正相吻合。 今之学者已经论定:《国语》所载的岁星所次“不合天象”,“它是战国初期晋、魏史官根据历史年数,依岁星十二年一周天逆溯来的”,“《国语》的岁次,以夏历为准,这是根据秦纳重耳岁在大梁、晋取五鹿岁在鹑尾确定的”。(注:白光琦:《西周的年代与历法》,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的学者论证认为《国语》天象是后人伪造的。《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亦出于先秦时的晋、魏史官之手,美国学者夏含夷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中西周初期部分的一处错简(注:《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载《文史》第二十九辑。)。其论证细致精到,足能服人。只是他说这处错简是西晋学者在整理竹简时误排,其实,可能汲冢原简就是如此。因为《国语》、《今本纪年》都有此错,二者的年历同出于晋、魏史官,故有这种相同的错误。 此外还需要说明,如果以武王克商之年岁在鹑火,则此后第三年亦岁在大火,《书序》作者、司马迁可能都认为唐叔之封即在此年,今之学者也有人这样认为。古文献中有关武王之死年有克商后一年、二年、三年、六年和七年等不同说法,有人分析认为,这些异说可以归纳为两类,即克商后二年崩和克商后六年崩。克商后二年崩的说法原载于《尚书·金縢》篇,后被采入《史记》里,为较多史学家所接受,有学者称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视为定论。这是对的。武王克商后的第三年便是武王去世的次年,即成王初立之年,就是说成王元年岁在大火。如果唐叔虞受封于此年,显与事理乖杵太多,所以,还是应以《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唐叔受封于成王十年较为符合事实。 既然唐叔受封于成王十年,那么《今本纪年》所载唐叔献嘉禾在成王十一年也是合理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书序》、《史记》将《归禾》、《嘉禾》置于《大诰》和《微子之命》后、《康诰》和《酒诰》等之前便不妥当。进而,我们又可断定,《书序》所说《周诰》诸篇的次序是靠不住的。 (二)《金縢》、《大诰》 《金縢》与《周诰》各篇不同,它以叙事为主。笔者认为,该篇叙事跨三年(即从武王病重去世之年到成王二年),记述了成王对周公由疑而信的全过程。同时,从《金縢》篇中,我们也看到武王刚刚去世,形势就变得危急起来。成王年幼,殷遗势力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周公摄政,却遭致了各方面的疑忌,成王对周公有所顾虑,周公的同胞兄弟也生流言,欲联纣子武庚叛周,甚至召公、太公也疑周公。于是,为了周室的大局,周公不得不安抚各方,即《逸周书·作雒》所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做了东征之前的各种准备。 《金縢》篇的记载为了解《大诰》提供了方便。笔者以为,周公居东为成王元年事,则《大诰》亦为成王元年事。然而,对《大诰》为何年事,历来也异说甚多,如郑玄以《金縢》所说“周公居东”为避流言而居东,认为成王迎归,乃伐管、蔡。他在《诗·东山》笺中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畔,周公乃东伐之,三年而后归耳。”是郑玄亦认为《大诰》之作至少在成王二年后。 实际上,周公安抚诸侯,为东征作准备应在成王即位之初,这在史料记载中是很明确的。除《金縢》外,如: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 周公作《大诰》在武王崩后不久。《书序》述《大诰》之作正是这样: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史记》的记载也大致如此,《周本纪》曰: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蔡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 《鲁周公世家》又曰: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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