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召诰》、《洛诰》、《多士》
    应该说，《召诰》、《洛诰》、《多士》的年代是比较明确的，只是由于人们对周公摄政的问题理解不当，甚至有的认为周公摄政时自纪其元，周公归政后成王才即位改元，这使得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反而被复杂化了。
    《洛诰》最后一段曰：“戊辰，王在新邑。……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汉儒以及唐代经师俱以此段最后一句为周公摄政七年之证。关于“惟七年”的意思，王国维以周代彝铭相对照进行解释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纪事，下纪年。”（注：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这非常正确。“七年”虽然不是说周公摄政七年，而是指周公摄政的第七年，但这并不妨碍周公摄政七年说的成立。周公摄政的七年中，他“勤劳王家”，到第七年，东土已安，周朝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起来，故《洛诰》言“周公诞保文武受命”，这与前文中成王所谓“诞保文武受民”及周公所谓“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意义相同。王国维说此句前面纪事，此事正指周公摄政，辅佐成王。
    “七年”指周公摄政的第七年是没问题的，然而，人们对《洛诰》中的“七年”也有许多不同理解，如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始祀于新邑。”王国维不知道成王嗣位是确实改元的，故解《洛诰》之“七年”为武王克商后七年（注：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观堂集林》附《观堂别集》卷一。），即武王去世前两年加上周公摄政五年。杨向奎先生同意王国维的这个看法，故而不得不认为《洛诰》中“有关‘七年’这几个字不是《洛诰》原文，这是后来删《书》人的注解”（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
    王国维、杨向奎先生以《洛诰》作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很可能与《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的影响不无关系。1963年，陕西宝鸡又出土了一件西周前期的重要青铜器何尊，其器铭之首有“惟王初□，宅于成周”，篇末纪年曰：“惟王五祀”。于是，不少学者以此与《洛诰》为同时，“王五祀”即成王五年，即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实际上，不仅《洛诰》不是此年事，何尊之五年也不指此年。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即成王五年），洛邑刚刚开始营建，此时成王怎么“宅于成周”呢？成周既作为周的东方陪都，它的营建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即可完工？况且，据《今本纪年》，成王“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也就是说，成王五年的一至五月，成王一直在东方未回。而何尊铭文中记“王五祀”的“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因此可以肯定，何尊中的“五祀”不会是成王五年，何尊不会是成王时器。（注：李学勤先生《何尊新释》（原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收入先生论文集《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认为“何尊应作于周康王五年”，笔者以为极是！）
    《洛诰》为成王七年《即周公摄政第七年》事，还可由《今本竹书纪年》得到佐证。不仅如此，《今本纪年》成王七年纪谱也与《召诰》、《多士》有相合处，《洛诰》、《召诰》、《多士》同记成王七年事亦得到较好的说明。
    表中所列《洛诰》中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今被置于《康诰》篇，自宋代以来有人认为是《洛诰》篇首的脱简，笔者以为很有道理。＃
    从列表对比看，《召诰》、《洛诰》、《多士》都为成王七年事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可有其它的不少证据可以说明。如《今本竹书纪年》记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成王在奄实为一大事，不仅伐奄十分重要，而且成王自四年入奄，直到次年五月返回，在东方留住时日很久。《多士》中有成王之言曰：“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所以，顾颉刚先生说此时距离自奄归来“在时间上很清楚地有着一段距离”（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载《文史》第二十三辑。），所以《多士》为成王七年事正与之相合。
    （五）《无逸》
    《无逸》又作《毋佚》、《无佚》、《毋逸》、《亡逸》等等，段玉裁、皮锡瑞等认为当以《毋佚》为是。
    《无逸》作于何时？司马迁以为与《多士》同时，故《史记·周本纪》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无逸》。”《鲁世家》曰：“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成王七年，洛邑既成，天下已安，此时对迁洛的殷民进行告诫，使之顺从周治；又劝成王不可逸豫而荒废政事。故《史记》中《周本纪》言作《多士》而兼举《无逸》，《世家》言作《无逸》而兼举《多士》。此外，《书序》也在叙《多士》之作后接着说“周公作《无逸》”，可能《多士》和《无逸》之作是大致相同时的。
    （六）《君奭》
    关于《君奭》，有作于周公摄政之时和还政之后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该篇应作于周公摄政时，而且所作很早，甚至应在《大诰》之前。
    司马迁认为《君奭》作在周公摄政时。《史记·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孙星衍的看法则不同，他说：“史公以召公说在周公践阼之时，太子贤以为在还政之后，或今古文异说也。编篇在《多士》之后，疑非践阼时矣。”（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一，第4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皮锡瑞对孙说进行了分析批驳，认为其说非是。首先，《列子·杨朱篇》曰：“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四国流言。”列子为六国时人，与史公说正同，是其说远有所本。接着，皮锡瑞又引据《汉书》之《王莽传》、《孙宝传》、《后汉书·申屠刚》等的有关说法，证明“西汉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摄政当国时，与《史记》合。”汉人时代稍后，其说可供参考。而将该说法与当时的可靠记载进行比照，则更具有说服力。皮锡瑞说：
    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观《金縢》篇公告二公以弗避义，则二公亦未尽知其心，盖以公处嫌疑之地，欲其远避。召公不说之意，当是如此。公作《君奭》，即在此时。盖公既以弗避之义兼告二公，又作此篇专告君奭。《大传》云：“周公盛齐成王，使召公奭为傅。”然则当时太公为傅，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专告召公也。（注：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十一，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