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的卒年史书无明文记载，后人有各种各样的推断。我认为最重要的应根据《报任安书》来推断。通过《报任安书》，司马迁将自己长期隐藏在内心的冤屈和痛苦喷发出来，触怒了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将“有怨言”的司马迁“下狱”处死。这是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的记载。
    现将有关司马迁卒年的一些旁证选择罗列于下：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全文引用《报任安书》之后，立即说：“迁即死”。又在传后的赞语中说：“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就说明“报”书与“死”有密切关系。
    裴骃《史记集解》在“七十”一句下，注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进一步说明因“报”书中有怨言而死。
    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帝（曹丕）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这说明至晋代才有人敢于为迁抱不平，以前是皇家之大忌。葛洪《两京杂记》、桓宽《盐铁论·周秦篇》也记叙了相同的事实。
    褚少孙在《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孝武封国”一语下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这样，褚先生就将孝武封国的最后四侯，列在本表之后。说明四侯不是司马迁所记。如：田迁秋封富民侯是在征和三年六月后，中山王昆侈卒于征和二年，而《史记》没载。
    王国维说：“《史记》中最晚之纪事，得信为出自公（司马迁）手者，惟匈奴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之事，余皆后人续补。”他认为《汉书》中《宣帝纪》和《丙吉传》之内谒者令郭穰，即《刘屈氂传》之内谒者令郭穰。亦即司马迁之继任者，“其时史公必已云官或前卒。”
    综上所录，足以说明司马迁的死因死时了。
    但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的考定影响很大，不弄清这个问题，司马迁的卒年是无法坐实的。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考定在汉武帝太始四年。王国维说：“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时。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田书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其实，王国维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怎么解释“会东从上来”？“会”，正遇上。“东”，往东，等于说由西边。“从上”，跟随皇上。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司马迁跟随汉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汉书·武帝纪》载，征和二年“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因此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是由西向东走。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员，所以说是“会东从上来”。
    关于这个历史事件，根据《汉书》有关传记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武帝末年，戾太子的生母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江充与戾太子及卫后家都有矛盾，恐怕武帝死太子即位后自己遭祸。恰在这时巫蛊的事情发生了，江充便利用这个机会陷害戾太子。武帝使按道侯韩说、御使章赣、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戾太子宫里掘出几个桐木人。武帝本来有病，在甘泉宫避暑疗养，请示也得不到回报。所以戾太子觉得情况可疑，就命他的客人搜捕江充等，并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江充。但章赣和苏文逃到甘泉宫，却在武帝面前诬告太子谋反。武帝马上命丞相刘屈牦发兵和太子交战，同时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当时戾太子召兆军使者护军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兵助战。任安接受了命令，但闭门不出。戾太子和丞相大战的结果，死了几万人，战败逃走，在长安东面新安县附近的湖地自经而死。后经壶关三老和车千秋上书，说明了事实的真相，武帝感到后悔，于是“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并“怜太子无罪，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①。恰在这时，有一钱官小吏诬告任安当时对太子有所要求，所以闭门不出。这就触发了武帝的思子之情。他认为任安是戾太子舅父卫青荐举的，汉王朝曾多次提拔重用，他却“坐观成败”，未支持太子，罪不容赦，应该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