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国维认定“会东从上来”是指东封泰山，因而在《汉书·武帝纪》里找到了“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于是得出结论说“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显然是不符合作者愿意和历史事实的。
    第二，如何解释“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旬月”，满一个月。“季冬”，十二月。汉律，十二月处决囚犯②。“薄”，同“迫”。“从上”，跟随皇上。“上雍”，上雍地去。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地有五畤，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这句话是说，再过一个月，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
    王国维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他认为征和二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所以把《汉书·武帝纪》太始四年“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硬扯到这里来。沈钦韩《汉书疏证》说：“任安怀二心腰斩，而犹须系至冬尽，则汉法之异于后也”。司马迁见武帝心情已变，任安非死不可了，但又不忍心说出任安将要在十二月腰斩，所以只在此暗示了一下，这种低徊哽咽的辛酸情绪，对任安不幸遭遇的痛惜心情，王国维竟弃置不顾，是很不应该的。是的，《汉书·武帝纪》是说“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但这并不是“与报书不合”。《汉书·武帝纪》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报任安书》说的是迫于要跟随武帝去雍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第三，王国维既肯定《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为太始四年，但又找不到太始四年任安犯罪的事实，只好将褚少孙补的任安事迹中，汉武帝说的“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③加以强相牵合，算是任安的罪状。但对“任安有当死之罪”是什么内容却答不出来。其实这话是征和二年，武帝诛任安时，“欲成其死，而加之罪”的愤恨之言，并无任何事实根据。任安是司马迁的老朋友，如果真有“当死之罪甚众”，以“信史”和“实录”著称的《史记》，为什么于任安受太子节一事外，毫无记载呢？任安并非武帝“幸臣”，为什么屡次犯死罪，而残忍寡恩、喜怒无常的武帝却要赦免他呢？因此《报任安书》说的“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太子节一事而言的。因为这件事是在不久前发生的，所以作者才用了一个“今”字。而事件又直接牵涉到汉武帝，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不测之罪”。王国维把这一确凿的事实当作不可信的，而自己的考定却没有确凿的史实依据，无法自圆其说。
    第四，《报任安书》说“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又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的时间，史无明文记载；但从他触发武帝的思子之情来看，应当在壶关三老和车千秋上书之后。车千秋在什么时候上书，也是史无明文记载的；但车千秋从高寝郎晋升为大鸿胪，是由于“上急变，讼太子冤”④。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征和二年“九月，大鸿胪商丘成为御史大夫”。可见车千秋继商丘成为大鸿胪，其时当在征和二年九、十月内，而车千秋上书自然应在这之前了。由此可以证明，任安被钱官小吏诬告，一定是在九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征和二年七月）后，跟随武帝还长安，当在征和二年八月左右。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这与“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的话完全相应。这句话是说，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终勿忙急促，没有一点空闲。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司马迁是在太始四年五月跟随武帝由山东回长安的，那么《报任安书》写于这年十一月，中间相隔七个月。七个月时间，两人同在长安，其时司马迁又没有什么事情，怎么能说是“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呢？
    “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句话，涉及到司马迁始仕为郎中究竟在什么时候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此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又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西、沈黎、文山郡。”既然汉王朝在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那么司马迁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就决不会在元鼎六年之前，因为那时汉王朝还未“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司马迁出使西南地区回来复命时，正是武帝“始建汉家之封”，也就是元封元年武帝封泰山的时候。而武帝封泰山是在当年四月，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司马迁是不可能在元封元年初的三个月内完成出使任务的，所以司马迁以“郎中”身份出使西南地区应该在元鼎六年，回来复命是元封元年以后的事了。由此可见，《集解》引徐广的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是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时间，而“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司马迁“还报命”的时间。司马迁在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仕为郎中”，到写《报任安书》的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恰好渡过了二十一年的仕宦生活，所以这和《报任安书》中说的“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完全符合。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即公元前93年，那就只能说“待罪辇毂下，十九年矣”，因为十九年是万万不能说成“二十余年”的。自然，王国维把司马迁“仕为郎中”的时间含糊其辞地说成“大抵在元朔、元鼎间”，但按他的意见，无论怎样推算，都与“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相矛盾。
    第五，司马迁这封《报任安书》，是和自己的生死有关系的。卫宏《汉书旧仪注》和葛洪《西京杂记》都说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这“怨言”便表现在《报任安书》里。这封书，满腔愤怒，大发牢骚，说他为李陵“陈情”，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睢眦之辞”，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言外是说，武帝贤愚莫辨，是非不分，袒护裙带关系，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对于遭受“宫刑”，司马迁更是悲愤欲绝，痛不欲生。说什么“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对于汉王朝屠杀功臣，虐待大臣的行为，司马迁更予以大胆地揭露：“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子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这些无情的揭露，活画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帝王的专制残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这些所谓“怨言”，可能后来被人抓住告发了，致下狱而死。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里，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他的著作已基本完成了。但下文又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证明《史记》又还未最后完成。那么，《史记》的最后完成当然是征和以后的事了。所以司马迁的卒年，自然是在写《报任安书》的征和二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照王国维的说法，《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则李长之、王达津等更据以断定司马迁就死在太始四年，那就更是错误的了。
    总之，《报任安书》究竟作于何时，不仅关系到司马迁的卒年，还关系到《史记》一书写作所经历的时间与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因此这是一件值得考辨清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