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存《史记》不仅有断限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残缺问题。《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史记》的字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由此看来，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其后班彪、班固父子提出：“十篇缺，有录无书”⑤。班氏汉人，去迁未远，人们因而常以班说为据。但到底缺哪十篇班氏没讲清楚，后代也就产生了各样的说法。三国时魏人张晏第一次提出十篇的名称，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又说：“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张守节则说：“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表》、《礼》、《乐》、《律书》、《三王世家》、《傅、靳》、《日者》、《龟策传》。”司马贞却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书》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虽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续此篇；《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
    吕祖谦说：“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⑥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赵翼《廿二史札记》均有详细论证，以为班张之说未可全信。从《史记》各篇的实际情况考察，吕说诚可谓至当难移。班氏父子和张晏提出的十篇，可分为四类不同的情况。
    第一类为《孝景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和《傅靳蒯成列传》三篇，均未缺佚。
    司马贞在《太史公自序》篇的《索隐》中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此不知何以为据。究竟是《史记》取《汉书》补缺，还是《汉书》录《史记》成篇？显然只能是后者。现取《史记》和《汉书》加以对照，《史记》和《汉书》的《景帝本纪》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并不能说明《景帝本纪》就亡佚了。崔适是个过头的疑古派，他在《史记探源》中也说：“盖此纪实未亡尔。”这个“纪”就是《景帝本纪》。
    据《太史公自序》，“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查今本《年表》，与这一意旨完全吻合，无法证明原著已佚。陈直《史记新证》认为《将相表》是司马迁《史记》里很出色的篇目，这种构思为别人所不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而且《史记》首创纪传体，此表却为西汉前期的编年体大事记，纲目了然，线索明晰。以纪传为主，而以编年为辅，此亦史迁记事之匠心独具。王应麟说：“复从汉兴以来大事为之记，盖以存《春秋》之法也。”⑦汪越说：“《汉书·百官公卿表》详一代之官制，《史记》但表相与将、御史大夫，意在论世知人，以备劝惩。”⑧如此，则史迁作《将相名臣表》，还不止是一种记史手法，而且寓有劝善惩恶的深意。这哪是后人所可随便补缺的呢？至于表中太初以后事，当为后人补续。
    至于《傅靳蒯成列传》，《太史公自序》说，它的写作意旨是：“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可是今本《史记》中记周緤事甚简略，难以据此详知秦楚之事，但也没有根据可断定今本《傅靳传》非迁原著。梁玉绳认为这个列传“非史公不能作。”甚至崔适也说张晏“此言转不足信”。他还举了三证：第一，《傅靳蒯成列传》里的赞语是班固《汉书·傅靳蒯成列传》里没有的；第二，“文亦是太史公作”；第三，“三候立国之年，皆与功臣侯表合”。也就是《傅靳蒯成列传》根本没有亡。
    第二类为《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此三篇均被指为褚补。其实，三篇中凡褚补者均冠有“褚先生曰”，甚为明显；三篇又均有“太史公曰”的论赞，亦甚明显。
    《三王世家》仅载群臣奏请及封策书，借以说明三王受封的起缘和经过。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取材？我们推测司马迁本来就没有作传，这一点司马迁在赞语中交代得非常明白。他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可见“三王”并无事迹可传，但封他们的策文，司马迁认为“文辞灿然，甚可观也”，故“附之世家”。就是说取三王的“封策文”，姑且当作三王的世家，并不是说将“封策文”附入世家。我们考察三王受封，同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已这一天，齐王刘闳死于元封元年，没有后代，封国也取掉了。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都死于汉昭帝时代，都因谋反被诛。司马迁作《三王世家》时，三王既没有传代，又没有可以记载的事情，所以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但按司马迁作史的体例，应当给已经封王的武帝的三个儿子作世家，于是就取了“封策文”来敷衍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