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迁的卒年既然在汉武帝征和二年，死因是“有怨言，下狱死”。那么关于《史记》的下限问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书》“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看来司马迁本人的说法就不完全一样。而《集解》、《素隐》、《正义》的《序》又都说“下讫天汉”。“麟止”就是汉武帝曾在雍（今陕西凤翔）狩猎一只白麟，所以改年号为“元狩”，又做钱币成麟的脚形。这里即指元狩元年。从元狩至太初，中间经历了好几个年号。为什么同一篇里出现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可能是两个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计划，司马谈把写《史记》当成是续《春秋》，《春秋》的下限至于获麟而止，这可能是司马谈最初的计划。起于黄帝，至于太初，是其子司马迁修改后的计划。
    至“太初而讫”是史迁记事的实际下限。太初之前，为元封六年（前105）；太初之后，为天汉元年（前100）。由于“太初而讫”四字不够精密，因而又有人认为讫于元封六年，如朱东润《史记考索》，有人认为讫于天汉，如《汉书》及三家注。对此，我们既不能责怪史迁记事之疏漏，也不能苛求前人对问题的争辨。我们只能就《史记》的实际来考察。《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讫于太初四年，便是明证。所以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及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均说：“太初已后，缺而不录。”范文澜《正史考略》说：“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史记》记事为何要讫于太初？因为司马迁认为从元狩到太初是西汉鼎盛的一整个时期，所以把下限从元狩元年一直扩展到太初四年。据《汉书》，任安坐受卫太子节而下狱在征和二年，著名的《报任安书》即写于这年秋天。所以这之后的史事，很难确证为司马迁手笔。
    回头我们再来谈关于《史记》的上限问题。司马谈计划起自陶唐，理由是：1.儒家的权威著作《尚书》的记事即起于尧，司马谈的计划是以《尚书》为典范，所以也要从尧开始。2.百家言黄帝，文字不够雅驯。“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这跟古文经典不相吻合，所以司马谈不相信那些百家言黄帝，更不相信年代说得那么清楚。因此要从尧开始。司马迁修改这个计划，提前到黄帝，也有自己的理由：1.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走遍全国各地。他在游历考察当中发现，尽管各地的风俗教化不一样，但各地长老皆谈传说中的黄帝。这个传说尽管是口头的，但长老们谈得都比较生动，绝非凭空捏造。所以司马迁相信这些传说事出有因，认为黄帝这个历史人物确实存在。2.《五帝德》、《帝系姓》这些著作，司马迁相信是孔子所传的典籍，拿它来和《春秋》、《国语》互相参证，认为是可靠的资料。3.各种谱谍资料，百家言黄帝虽然“其文不雅驯”，但绝非无因。4.《五帝本纪·赞》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儒家的典籍中虽然有些东西没有记载，但黄帝的轶闻轶事时时见于其他著作。司马迁对古文资料，百家之言，长老的口头传说选择比较雅驯、符合实际的东西加以记载，对于那些不可信的资料，则弃而不录。所以司马迁修改了他父亲原来的计划，把历史记载从尧上推到黄帝。为什么只上推到黄帝而不再往前推呢？司马迁认为黄帝轩辕氏“修德振兵”──既注意自己品德的修养，又使用武力征伐来统一天下。《史记》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以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追祖溯源，他们都来源于黄帝这个系统。中华民族皆是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是司马迁修改《史记》上限的一个重要思想。
    司马迁修改《史记》上限的证明是：
    第一，司马迁本人有着明确的交代。《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三代世表·序》又说：“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不论是《五帝本纪·赞》，还是《三代世表·序》都说从黄帝始，而不是从尧开始。
    第二，《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最初由司马谈规划，最后由司马迁修改完成。《自序》里所说的和《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交代的完全相符，证明“自黄帝始”“至太初而讫”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符合事实的。司马迁对《史记》上限的修改既然有这样明确的交代，从中还可以看出他的修改有两条标准：1.相信文献典籍的记载。在《伯夷列传》中说：“考信于六艺”。《孔子世家·赞》说：“折中于夫子”。所以对《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尚书》等古文很推崇。2.他通过实地调查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