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准备对从元代继承来的臣民奏事制度的改革，或者说，朱元璋对中书省掌先阅书奏之权可能造成上下蒙蔽的不满，始于洪武三年。这一年的十二月，儒士严礼等人上书论治国之道，其中有建言“不得隔越中书省奏事”。朱元璋就此与侍臣论道说：
    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贤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剑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蔽，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能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注：《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
    应该说诸臣所言都是元之所以得失天下的原因，本无所谓得不得其要，但朱元璋说诸臣均未得其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朱元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诸侍臣大不一样。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亡，是因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实际上在这个原因的背后，隐藏着朱元璋对明初中书省集权与专权可能的担心。“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蔽”，也正意味着朱元璋将要改革中书省的着手点与突破口，首先是夺中书省对臣民奏事的优先阅奏权，这是朱元璋改革与发展密疏言事的大环境与前提。而“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能通达于上”，至少表明了朱元璋对中书省先阅奏章权力的改革，不会等待太长的时间。而在此次君臣论道的半个月后，在没有其他征兆的情况下，朱元璋突然下令，以“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业许致仕”（注：《国榷》卷4，太祖洪武四年。）为由，免去了中书省左相国韩国公李善长的宰相之职，这不能不说是意味深长的。
    从严礼所建议的“不得隔越中书奏事”，说明严礼仍是从维护中书省体制出发的，同时也说明，在洪武三年底严礼上书之前，隔越中书奏事之事是经常发生的，且这些有违体制的隔越中书奏事之事，最起码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甚至是纵容，否则严礼不会有如此建议，朱元璋也不会借机制造他可能废除“不得隔越中书奏事”的舆论。而这时奏事不得隔越中书，是包括臣民给皇帝所进的密奏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十年，在这期间，对中书省先阅奏事之权的限制也一直在进行。
    李善长之后，胡惟庸长期主持中书省，《明史》说胡惟庸“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注：《明史》卷308，胡惟庸传。）很显然，这里的“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的罪过，是胡惟庸被治罪的关键。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就明初的体制来说，胡惟庸所做的既符合“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传统，也符合明初相权的职掌，充其量，诸司封事中的“害己者，辄匿不以闻”，是一种越制。应当说，《明史》所说胡惟庸的这些罪行应是后来相权与君权冲突后，胜利者对失势者的一种总的清算。因此，在胡惟庸当政期间，胡惟庸对朝臣隔越中书省奏事之事倒是十分愤怒的。“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注：《明史》卷128，刘基传。）刘基之所以让其子刘琏奏事不先白中书省，主要原因是因为刘基深谙明初的中书省在下情上达中的独特地位，知道中书省臣像元代中书省臣那样，可能也会邀截实封，而此时的中书省为胡惟庸把持，胡惟庸又与刘基有隙，刘基惧怕他们父子所奏之事为中书省所阻，故不先白中书省。结果，胡惟庸“以琏不先白中书怒之”，并对刘基进行栽赃陷害。（注：《明太祖实录》卷99，洪武八年四月丁巳。）就在刘基去世前一个月的洪武八年三月，刘基疾笃，“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注：《明史》卷128，刘基传。）可见，在皇帝批阅章奏之前中书省先阅朝臣章奏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了，而对于要上奏的大臣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中书省直接给皇帝上密疏，让密疏直达御前。
    三
    然而，密疏直达御前是元代以前汉唐宋等朝代的传统，明初关于密疏的进呈与批阅制度是从元代直接继承来的，也就是说，明初中书省在皇帝之先有先阅章奏，包括密疏的权力，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制度，既有从前代那里继承来的传统，也有明初之时的政治实践。因而，朱元璋要想夺中书省先阅章奏的权力，让朝臣的密疏直达御前，如果没有最直接的理由或偶发的重大事件，而对中书省先阅章奏的权力突然进行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是不稳妥的。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改革现有的机构和制度，在条件成熟时再创立新的机构和制度，则是最经济的办法。这也是和朱元璋逐渐削弱与限制中书省的步骤是一致的。洪武初年的改革六科与通政司的创制，就是防止言路不畅、上下壅蔽最有效的手段。
    明代给事中的设置，始于吴王元年三月丁卯。谈迁《国榷》卷2说“置起居注给事中”。夏燮《明通鉴》前编卷3的同日条亦有同样的记载。《明史》也说给事中同起居注一并设置。“明初，统设给事中，正五品，后数更其秩。”另外《明通鉴》卷5洪武六年三月乙巳条还说：“初，吴元年，置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与起居注同秩五品，实统名也。元年，设六部。”洪武四年，改为正七品。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铸给事中印一，推年长者一人掌之。给事中的具体职掌主要有“看详诸司奏本及日录旨意等事，……凡省府及诸司奏事，给事中各随所掌于殿廷左右，执笔记录，具批旨意可否于奏本之后，仍于文薄内注写本日给事中某，钦记相同，以防壅遏欺蔽之弊。如有特旨，皆纂录付外施行。”（注：《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乙巳。）很显然，给事中职掌中的“看详诸司奏本及日录旨意等事”，以及在朝廷上当廷执笔记录省府及诸司所奏之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书省左右言路的可能，应该说，明初给事中制度的这些改革是一个步骤，或者制造了一个环境，就是削弱中书省的步骤，制造了一个即将全面改革中书省的舆论环境。
    还应当看到，在洪武六年三月对给事中职掌进行规定时，明太祖还规定了诸司及臣民奏、启本的格式，并规定：“若系边报及钱粮机密重事，不待朝会，合奏闻者于给事中处报知引奏”。（注：《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乙巳。）边报及钱粮机密重事不待朝会，当然也就不必先报中书省，而由给事中不时引奏，直接上报皇帝。这无疑是对“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省”传统的否定。而在现实政治中，也确有所谓的边报重情通过密疏的形式直接上报给朱元璋的。洪武八年，西番朵儿只班率部落内附，当时熊鼎为岐宁卫经历，“知寇伪降，密疏论之。帝遣使慰劳，赐裘帽，复遣中使赵成召鼎。鼎既行，寇果叛，胁鼎北还。鼎责以大义，骂之，遂与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杀。”（注：《明史》卷289，熊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