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顾颉刚把他深刻认识到的“中西学术交融”这一学术发展的时代主旋律，自觉地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因而发挥出很大的创造性。1923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注：见《古史辨》第1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这一学说的要点是：（一），“时代愈后，传统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每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
    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伪学说，少数思想保守的学者反对，多数进步学者欢迎、支持，纷纷参加进去，成为近代史学上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中西学术交融”是五四时代学术进步的真谛。掌握这把钥匙，分析顾颉刚如何自觉地继承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努力地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二者结合起来，乃是了解顾氏古史辨伪学说形成的途径和评价其价值的关键问题。
    顾颉刚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清代学术及朴学家考证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顾氏早年，即因家庭教育和苏州学术风气的影响，对《尚书》、《诗经》等大多数典籍早就熟读。尤其对目录学很熟悉，此后在1915年，下功夫编成一本《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依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稿本共有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证外列有五种表（年表；师友表；籍望表；出处表；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顾颉刚说，此项工作，“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对于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方法尤为佩服：“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9页。）顾颉刚的学术工作， 实际上是把乾嘉严密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古史辨伪上面。胡适长期借用了《清代著述考》的稿本作为参考，他很欣赏，对顾说：“这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住了。”（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 册，第4页。）二是继承、发展了宋代以来辨伪学者的主张。 有关对崔述观点的发展前面已专门作了论列，这里再简要地补充顾氏对其他辨伪学者思想及方法的吸收、运用。他大学毕业后，极重视历史上辨伪学者的著作，通过整理加以表彰。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标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明代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并编辑《辨伪丛刊》。又整理、辑录宋代郑樵《诗辨妄》，撰写了《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受郑樵启发研究了《诗经》，写了几篇扫除传笺尘障，考辨《诗经》原貌的论文。再加上受到《考信录》深刻的启发，他下决心自己从事辨伪史。“起初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伪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43页。）顾氏在晚年还作了这样的回顾： “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由此他归结说：“《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12页。）三是分别从经古文、 今文学派吸取思想营养。经今古文学派长期互相对立，顾颉刚却能分别从中得到启发，不陷入门户之见。当年，顾氏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但对于章太炎固守古文经学的藩篱，不相信金文和甲骨文，则明显持批评态度。”（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25页，26页。）对于今文学派康有为， 顾颉刚十分佩服他勇于疑古的“敏锐的观察力”。读了《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文古史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最早地启发了他产生古史辨伪的动机。但对康有为利用学术作为政治的手段，却极为反感。（注：《古史辩》第1册，第26页，43页。）
    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抵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他在五四时代思潮中自觉学习、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则使他有了新观念、新思路，因而大大得到提升，站到了学术的前沿。顾氏早年在苏州上过新式高小学堂和中学，使他最初步地接触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如矿物分类、化学试验和分析之类。到北大以后，处在时代大潮中，受到《新青年》等报刊中新学理的灌输，尤其获得校长、老师诸多新派人物言论、授课的教育，使他掌握了西方科学方法的要领。《古史辩》第一册序言中即谈到：“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又说：“西方的科学方法传了进来，中国的学者受了他的影响，对于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我生当其顷，……能够自觉地承受。”（注：《古史辨》第1册，第94页，77页。 ）他论列了他所认识的科学方法的“基本信条”，又自认为尚是简单而零碎的。这既是自谦，也是实情。诚然，无论何种学科，就基本的方法而言，总是几项大端，而最具决定意义的是观念的转变和方法的自觉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