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功过得失的评价
    最后，简略地对“古史辨派”评价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是兴起于五四时期、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流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已经在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当前正处于“世纪之交”，对于这门学科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开拓新视野，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今天，我们历史地看问题，确实应正视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在学术上存在的局限。关于其局限，我想应提到以下几项：（一）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辩”。顾氏本来明白考古工作、地下实物对于古史辨伪的重要性。但慨叹自己“没有余力加入”，自己只把工作缩小到“一小部分--辨伪史”。（注：《古史辨》第1册，第58页。）就在顾氏提出“层累说”等论点， 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当时，已有人明确批评他所做的不是“古史辨”而是“古书辨”。顾氏也一再承认研究工作范围存在的局限：“我的唯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传说中的古史。”（注：《古史辨》第1册，第65页。）又说：“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 因为真实的上古史自有别人担任。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为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我希望能真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古史辨》第2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本世纪的前30年考古发现已经很多， 此后几十年中发现的地下实物更加丰富，我们今天做“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正必须十分自觉地把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二者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大有可为的。这种“重建”，实际上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一直在进行，我们今天是要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二）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全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注：杨向奎：《论“古史辨派”》见《中华学术论文集》。）顾氏又曾怀疑《周礼》一书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而作伪，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最后采取了学术界其他学者的看法，放弃了原先的怀疑，并在60年代初写出《“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当的地方。这里应说到三项。一是张荫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过分地使用默证法。二是有时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顾氏曾写有《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针对此文，最近台湾大学阮芝生教授撰写了《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说》的论文加以辨正，指出：顾氏对于许多重要的史料，“违反自然顺序，逆向或单向思考，并对不利于己的材料用‘疑而伪之’的方法加以排除”。如孔子或儒家尊尚尧舜在墨子之前，尧舜在孔子或儒家思想中之地位，比之墨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论语》中盛称尧舜之德，《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史记·孔子世家》书孔子“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等重要史料，顾氏均未能审慎地对待。（注：参见《燕京学报》新3期（1997年）所载阮芝生论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三是“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而疑古派的极端派却夸张它们的歧异、矛盾”。（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第26-27页。）
    指出上述局限，当然不是要苛求于前辈学者，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总结前辈的学术遗产，避免失当，使以后的工作得到改进，更何况有的缺陷是时代条件造成的。而从总体来说，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派”的贡献是很大的，其成就是主要的，值得我们充分地尊重和继承。
    （一）“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古史辨》第1册于1926年出版以后， 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注：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4页。）以后，郭沫若于1929年评价顾氏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至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二）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与“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注：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
    （三）“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多年来，许多研究《诗经》、《尚书》，研究古代礼制、民族、历史地理和古代神话、传说等问题的论文，都每每引用顾氏等人的论著，即因为这些论著具有学术价值。
    （四）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如，当南京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及胡适的族叔胡堇人二先生依据经典作文批驳，顾氏对此很高兴，在致胡适信中诚恳地表示这是给予他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的，又如，钱穆先生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与顾之观点实际上针锋相对，顾却不以为忤，不惟迅将文章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又立即推荐到燕京大学任讲师，继而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钱之成名实与顾之诚心推荐直接相关，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说明顾氏有磊落的襟怀；顾氏对晚辈大力奖掖，培养了学术界许多人材；他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抗日期间，先在北平，后辗转至绥远、西北及西南地区，宣传抗战，建国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工作重点转到古史建设上来，尤其在《尚书》整理和研究上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这些方面也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