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论观念的转变。五四运动的思想灵魂是提倡“民主”和“科学”，用“理性精神”为最高标准衡量一切，对于与之不相符合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展开猛烈的批判，正像恩格斯形容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潮的特点时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56页。）正是五四进步思潮所形成的理性精神使顾颉刚受到深刻的熏陶，使他决心以理性的标准审查以往典籍的记载，自觉地担当打破旧偶像的时代责任。当时，他确实多次态度十分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注：见《古史辨》第1册，第78-79页，第81页。 ）这种理性观念的确立，只拿科学性、合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是非的标准，彻底摆脱千百年来禁锢士人头脑的“经典神圣不可违背”一类的旧教条，摆脱种种偶像的束缚，正是五四时期学术近代化推进到新阶段所特具的根本性变化。由于顾颉刚确立了这种科学理性的观念，使他对古史辨伪工作充满了使命感，决心一步一步地清理旧时代儒生对古史所加的杜撰和附会，而不怕辨伪工作的繁重，不怕来自保守派营垒的反对，同时，也对新学到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更加自觉而有成效。
    次论方法的自觉运用。顾颉刚运用的西方科学方法，概括来说，包括：逻辑的方法；假设求证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顾氏在考入北大本科以前，读过严译《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于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感到兴趣。在北大哲学系，他听了章士钊讲授《逻辑学》课程。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丰富的逻辑学论题和其他思想资料，但未能发展成独立的学科。章士钊早年留学日本，顾颉刚听了他所开设的介绍西方逻辑学原理和方法的课程，颇受启发。在从事古史辨伪研究过程中，顾氏对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和体会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顾氏运用西方逻辑学原理来看待乾嘉学术，也对考证学者的方法有了新认识：“以前我曾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受缚，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始终是靠不住的东西。”（注：《古史辨》第1册，第29页。）
    由于了解了关于演绎、分析、归纳、寻找因果关系这些西方近代逻辑学的原理和方法，使顾颉刚对于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所显示的治学新路数，立即感到敬佩，并为其所深深吸引了。胡适应聘到北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胚的时代”，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之后讲起，把一班头脑中充满三皇五帝的学生惊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对此颇为不满，顾颉刚听了几次课后，却佩服他能提挈典籍上的材料，从中抽出原理和系统。因而向住在同室的傅斯年称赞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别”。并在致少年时代老同学叶圣陶信中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坤（按，颉刚原名诵坤）意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注：1917年10月21日信。引自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此后顾与胡适往还密切，除上课外，常常请教和讨论问题，顾氏考辨古史经常采用的假设、求证，以历史演进的方法考察古史传说的演变等项，均直接受胡适的影响甚大。顾颉刚古史辨伪的观点，即开始由较简单的假设，通过反复求证而发展、形成的。他将《诗经》、《尚书》、《论语》中的古史观念相比较，首先发现关于禹的观念，依《商颂·长发》、《鲁颂·閟宫》、《论语》、《尚书·尧典》（经顾氏考证，《尧典》成书应在战国时代）的次序，其形象越来越放大。继而又发现，尧舜的事迹也与此相类似：“《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根据上述史料和考证，他就立了一个初步的假设：“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注：均见《古史辨》第1册，第52页。）有了这一初步的假设之后， 顾颉刚长时期搜集资料，对上述假设反复进行比较、求证，从中进一步得出古史由神话而人化的规律，最后才形成了著名的“层累说”古史观点。此期间，有的认识推进了，有的设想因遇到有力的反证放弃了。顾颉刚运用历史演进法，主要是从胡适学来的。“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种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能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注：《古史辨》第1册，第53页。） 胡适对《水浒》版本流传，和它版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的考证，把极为复杂的问题，清楚地理出了演变的层次，也使他大受启发。他又联系到观看戏剧和采集民间歌谣的体会，同一底本可以演变成既相似又很不相同的故事情节。由“历史演进法”，顾氏进一步得出古史传说“渐次增高”的观念。
    从上述分析足以说明：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不仅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动下而兴起的。它是当时西方强劲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互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视角，正是审视古史辨派兴起和评价其历史地位的关键。从整个二十世纪来说，“中西学术交融”也是贯穿始终的，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路向，展望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要依靠大大发扬这一基本经验，因此我们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真谛来回顾古史辨派的兴起，实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