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不承认英国革命前有过欧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尼德兰革命完全是一次欧洲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革命不仅发生于尼德兰革命之后，而且与尼德兰革命同属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这两次革命在时间上相距很近。如若把1609年作为尼德兰革命的结束，距离英国革命的爆发也只有30年。而且这30年间欧洲并不平静，各种战争接踵而至。1618年爆发了波希米亚的民族起义，同时开始了交织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的30年战争，由资产阶级参加或领导的民族战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30年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国际上主要反动堡垒西班牙的倒塌，并引起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的葡萄牙、加泰隆的起义和南意大利的革命，法国发生了福隆德运动。同时，苏格兰出现了民族起义，并促使英国革命的爆发。可见，尼德兰革命开始的国际动荡，没有随荷、西1609年休战而结束，反而出现革命运动高涨的局面。何况1609年还不是尼德兰民族革命的结束，12年休战期满后，反西战争又重新开始。到1648年，即英国革命快结束时，才缔结荷、西和约，荷兰的独立才正式得到承认。历史表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作为基本力量的革命运动连续不断，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定阶段，即它的早期阶段。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只不过是这个阶段后期的重要事件，从时间上看，难以同尼德兰革命分割。
    更重要的是，尼、英两个革命不仅时间吻合，而且有一系列共同的特点。首先，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基本上相等，资本主义都不够成熟，均处于手工工场开始繁荣的阶段，距离工业革命还很遥远。农村中，英国有东南部的圈地运动，有较广泛和为商人控制的家庭工业。荷兰农业也是欧洲最进步的地区，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很难说逊于英国。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说明，“荷兰在16和17世纪，农业经济中性质和数量上都出现了不同于前1世纪的特点。非专业化的农户发展成为商业性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企业，……荷兰共和国沿海诸省在这方面的发展，的确很显著。”⑧可见，两国在革命时的资本主义虽各有特点、各有长短，但发展水平则无显著区别。结果，两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势力较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也不够成熟。
    第二，两国在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也属于同一类型。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都起了领导作用，但主要是近代初期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尼德兰的奥兰治派，英国的皮姆和克伦威尔，都不同于传统的旧贵族，是与资产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新式贵族。奥兰治派贵族与尼德兰的南部旧贵族不同，坚持独立战争和民族的统一，抛弃君主专制，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主张宗教宽容和贸易自由。他们正好反映了尼德兰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所以得到从商人贵族到中小资产者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此外，参加民族战争的贵族除个别外都是中小贵族，大多与繁荣的城市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还直接参加商业和工业的活动，所以，更不能把奥兰治派贵族与封建贵族等同⑨。至于民主势力在两次革命中的地位也大体相同。英国有平等派，并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国纲领。尼德兰的城市平民在革命中的实际作用不亚于英国。平民和加尔文教急进派在从捣毁圣像运动到南部城市起义中，不仅广泛地参加了起义，甚至领导了斗争，有时还控制了革命政权。两国的民主运动却有显著的共同之处，都未改变整个革命的进程，并披上了宗教外衣。
    第三，在尼、英两国革命中，宗教问题都是斗争的一个焦点。加尔文教派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又是进行战斗的旗帜，争取加尔文教的权利是革命的一项突出任务。西方史学家常常把英国革命称为“清教革命”，汤因比在他的晚年著作中仍把英、尼两次革命一同列入“宗教战争”⑩。当然，把尼、英革命仅视为一场宗教战争或清教革命是形而上学，但是，忽视宗教问题在两次革命中的作用也是错误的。正是“宗教战争”更集中体现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
    第四，两国革命的结果同样很不彻底。虽然政治上建立了共和，但是荷、英的共和制宁可说是抛弃君主的结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寡头共和国，国家制度很不完备，仍旧保留了许多旧政权的外壳。在经济上，两国革命都没收了王党和旧教会的地产，但保留了对农民的封建压迫，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来废除原有的封建剥削制度。
    这些方面都是两国革命共同特征，而又与18世纪末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完全有理由把英国和尼德兰的革命视为同一类型，即不够成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革命只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期的重要事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标志。把英国革命的历史地位抬高到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并进而以1640年为界标，把欧洲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拦腰截断，分别划入世界历史的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就被弄得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