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1945年2 月，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为首的盟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既对二战临近结束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安排，也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协议。在二战结束后，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很快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冷战状态。冷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新独立的国家的争夺。二战后相继独立的国家过去大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在战后争取独立、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其中不少国家表现出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继续留在西方阵营内（以达到推行新殖民主义之目的），便成为西方国家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种政策的影响（其中美国学者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的一些西方政治家曾露骨地表示：继续控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西方模式对这些国家进行重建。当然，“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战后独立国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国家一旦着手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就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带有普遍性。对于这些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需要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上的回答。发展的实践对发展的理论提出迫切的要求。但是，在如何从理论上回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许多西方学者却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受“西方中心论”的左右。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现代化理论”首先在美国开始流行。这种理论以不同的国家为研究单位，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分析，试图探索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在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T ·帕森斯（著有《社会体系》等），政治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与人合著有《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观点》等）和维尔巴（他与阿尔蒙德合著《公民文化：政治态度及民主》。但对“现代化理论”作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的当属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著有《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在罗斯托看来，不同国家发展进程的不同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而不是道路上的差异，工业落后的国家只要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迟早要进入现代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演变的过程。从方法论上看，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在总体上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机械地套用于发展中国家（其主旨在于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纳入西方国家的战略“轨道”），否认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压迫，无视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历史发展特点（从而对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未作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化理论”在总体上还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但它毕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强调国际交往将加强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我以为，这些合理成分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才有可能对社会发展问题作有益的探讨。这恐怕也是“现代化理论”的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
    二
    从自然时间序列的角度上看，“文化多元论”并不构成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但从社会时间序列的角度上看，“文化多元论”却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全面探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就不能不论及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崛起并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的“文化多元论”。
    如上所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虽然并没使“西方中心论”丧失其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优势地位，但却开始动摇了它的根基，其理论表现是：对“西方中心论”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文化多元论”产生和发展起来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多元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是现代西方“文化多元论”的奠基人，他的有关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把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文化学的研究，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化的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这对西方文化也概莫能外。世界上有8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埃及文化、 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每一种文化有机体都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实现自身、完成其生命周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化也和其他7种文化一样，也有一个起源、生成、 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他认为，西方文化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开始进入衰落阶段（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39、66页）。斯宾格勒的上述思想反映了他那个时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深刻危机，以及当时不少西方人对自己前途所感到的忧虑与悲观。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统治，以建构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这一点则应是充分肯定的。
    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论”，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史。他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拓展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他把斯宾格勒的8 种文化有机体相继扩大到21、26、37种），而且还对多种文明体进行了横向比较，力图全面阐明世界历史过程。汤因比指出：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与斯宾格勒“不承认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一样，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汤因比真切“希望看到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能回复到与当今其他文明平等的相处的地位”（《现代西方史学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138页）。不过， 汤因比不赞同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前途所持的悲观态度。在他对西方文化前途的论述中扬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西方文化仍然可以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
    简言之，“文化多元论”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向西方人展示了世界历史的本来面貌：世界历史不是西方文明（或文化）的扩大，在西方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文明，它们同样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文化多元论”在强调各文明有机体的特殊性、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世界历史进步的统一性以及各类文明有机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多元论”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它与对“现代化理论”发起挑战的“依附论”在方法论上的内在联系上。当然，这种内在联系也有其深厚的“现实的历史”基础。
    在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时候，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非但没有因政治独立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反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或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殖民体系虽然逐渐瓦解，但以传统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因此而被打破。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标志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生产格局（在这种生产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以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价格高的工业制造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贸易格局；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战后推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