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上述状况，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批左派学者起而批判“现代化理论”，以“依附理论”与之相抗衡，其代表人物有桑托斯、费兰克、普雷维什、阿明等人。“依附理论”的主旨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研究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其对象是一些曾是殖民地，但独立后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
    “依附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外围国家的发展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在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的控制下进行的，而中心国家是不会把发展动力充分传播到外围国家的。由于不平等的专业化生产和国家经济秩序，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关系，只能是前者对后者的依附关系。桑托斯曾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依附关系发展的不同形态。在他看来，依附关系有三种形态，即殖民地依附、金融和工业依附、科技-工业依附（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新型依附）。在殖民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殖民依附是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它是通过殖民主义掠夺和殖民主义贸易而实现的。从16世纪末开始，金融和工业依附（指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资本统治）逐渐成为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技术-工业依附。在依附关系中，外围国家起着为中心地进行原始积累的作用，故不发达的状态愈演愈烈。如果说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也只能是一种“畸形”或“不发达”的发展，而他们越是按照这条“发展”路子走下去，他们也就越是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依附于中心。据此，“依附理论”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发达国家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实现了现代化，但这主要是发达国家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特别“关照”的结果，其间最终收益的仍是发达国家。总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剥削基础上的，所以，不发达国家或外围国家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依附理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决裂，才能摆脱自己所处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自主的发展（即真正的发展）。
    笔者认为，从方法论上看，“依附理论”已经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力图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来研究，把对外围国家的不发展状况的考察与对发达国家对其的剥削、控制的分析有机地结合来。但另一方面，“依附理论”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其内部结构是复杂的，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依附关系，也有共存、协同、连带、离异等关系，而这些不同种类的关系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依附论”把依附关系绝对化或“泛化”了。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压迫和控制，并不等于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更不等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决裂。由于“依附理论”的上述局限性，使得它在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仅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考察关于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自身的真正发展问题（所谓“脱钩”战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思路提出的）。这样看来，“依附理论”在方法论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多元论”的色彩。尽管如此，“依附理论”试图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状况的原因，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依附理论”的这方面思想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逐渐衰落，丝毫不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没有“市场”了。它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例如，“文明冲突”论特别是“人权高于主权”论，就是“西方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但“西方中心论”在西方思想界越来越“走下坡路”这一点则是应当肯定的。
    三
    自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开始在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中占据优势地位，“西方中心论”随之逐渐衰落。
    实际上，“全球历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产生，但是，在战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它还不可能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在战后的20多年内，“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优势地位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尽管它已受到极大的冲击。再则，从认识逻辑的角度上看，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其间需要经历一个中介阶段即“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文化多元论”为“全球历史观”最终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开辟了道路。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使“全球历史观”成为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主流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其一，潜藏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个“黄金时代”中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导因的诱发而以激烈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黄金时代”随之完结，西方经济由战后长期高涨转入前所未有的长期病态（参见拙文：《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在20世纪90年代， 虽然西方国家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又重新“高涨”起来，但潜藏于第二个“黄金时代”中的内在矛盾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而并未根除（这一点早已成为许多西方人士的共识）。其二，发展中国家的总的势力已壮大到一定程度。其三，同时，世界经济政治的多极、网络格局已露端倪。这就使得许多西方人能够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看待整个世界。可见，“全球历史观”在70-8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的主流是具有必然性的。
    在现代西方，首先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当属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巴勒克拉夫。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对他“重新定向”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inachanging world，1955），第27页）。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其一，彻底抛弃“西方中心论”，力图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文明，“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在他看来，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他预言，正在兴起的亚洲在不久的将来，将把欧洲抛在后面。其二，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即“全球历史观”）看问题，注重对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堆砌。巴勒克拉夫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因此，要“特别注意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自中世纪以来，如果看不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庭和斯拉夫民族对西欧的影响，看不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西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