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勒克拉夫开创的“全球历史观”到20世纪70-80年代已开始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是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他丰富和发展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个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斯塔夫里阿诺：《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他向世人介绍其代表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的基本思想时说：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所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断不同”（同上书，第54页）。当然，“研究全球”和“关注整个人类”并不排斥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考察。实际上，无论对地区历史的考察还是对世界历史的考察，都存在着如何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的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他如是说：一部西欧文明史并不等于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历史的总和，正确的方法应是研究影响全欧洲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如十字军征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历史也同样如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同上书，第55页）。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出现于非洲，并逐渐扩展到欧亚、澳洲和美洲；新石器的时代，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随即产生金属冶炼和其他各种技术，城市生活和文明便由此产生了。这些技术发源于西亚，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文明如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文明等。虽然不能说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描述是准确（从目前世界史研究的新成果来看），但他在试图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来考察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努力，则是应当肯定的。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作为整个的世界历史视为一个过程。他认为，虽然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各文明的相互影响是时断时续的，但人类历史自始就具有统一性，人类各文明的隔离状态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各文明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罢了。所以，1500年以前各文明相互影响的历史运动就已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而1500年以后的历史便更是如此了（同上书，第56页）。
    从方法论上看，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全球历史观”已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的主流这种状况相适应，“世界体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代“依附理论”而起，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逻辑框架。从直接理论前提的角度上看，“世界体系理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依附理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外围-中心”等等），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吸取了年鉴史学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年鉴史学派关于跨学科总体史研究的思想实际上是“全球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和马克思的思想。例如，在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的伊曼纽·沃勒斯坦的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扉页上有三段引言，其中有两段分别出自年鉴史学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本人就是布罗代尔的学生），另一段出自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沃勒斯坦经常采用“生产力”、“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范围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总体性考察，致使有的西方学者把华勒斯坦的这部著作视为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著作”。
    沃勒斯坦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教授。由于深受年鉴史学派和马克思的影响，故他注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他在其著述活动中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能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逻辑上看，“世界体系理论”是对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的传统的批判。“世界体系”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范畴。何谓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呢？沃勒斯坦说：“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时，又使得这个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根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这一体系有不同界限、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以及相互依赖性。其机体包括相互矛盾的各种力量，有时通过压力在这一体系中结成一体，有时却由于不同力量之间的竞争使这一体系四分五裂。这一体系具有生物体的特征，在其生命周期内，有些特质不断变化，而另一些特质却保持平稳发展。因此，这一体系的结构根据其功能的逻辑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得强弱程度不同。由此可见，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实质上是生命的自我控制调节，发展道路由机体内部因素所促成。……这一体系内的生活大体上是独立自主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是内在的。”（伊曼纽·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据此，沃勒斯坦认为， 世界经济必须作为一个体系（或整体）来考察，研究这一体系中任何局部地区的社会变迁，必须首先确定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才能继而探视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演变过程以及社会体系的其他部分在体系内部运动的因果变化。在他看来，要正确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把它视为一个世界体系，并在逻辑上把握这个体系的一般特征：该体系为保持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持续的供应，其内部存在着劳动分工，每一个区域和部门存在着与其他地区和部门进行经济交换的关系。
    与“依附理论”相比较，“世界体系理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都讲依附关系，但是，前者所讲的依附关系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而后者所讲的依附关系则是双向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不断扩大的、具有全球规模的经济政治有机体，其内部实行世界性的区域分工，各个地区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在这一体系中，不仅各个部分相互依存，而且各个部分都要依赖于整个体系。所以，在这一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还取决于他在国际分工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其次，“依附理论”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外围（或边陲）、大都市与卫星国，故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克服了“依附理论”的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它认为，在世界性的单一的劳动分工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相互联系的社会类型：“中心”、“外围”和“半外围”。“半外围”兼有“中心”和“外围”的特点。属于这种关系类型的国家既对“中心”输出“外围”的产品，同时又对“外围”输出“中心”的产品，他们是通过“两次输出达到基本平衡”的国家。“半外围”类型的国家具有防止世界体系的极端分化、稳定世界体系的“层级”的作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半外围”的概念虽然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依附理论”缺陷，但由于它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往往把这一概念的界限搞得过于宽泛，故而也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最后，“依附理论”主张采用“脱钩”战略，以求得自主发展，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必须在现代世界体系内部求得自主发展。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中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一个“层级”出现“空位”的前提下，一些能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的“半外围”国家可以通过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中心位置，同样，一些能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如建立强大的国家机构等等）的“外围”国家也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外围”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对于“半外围”特别是’外围”国家来说，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以实现自身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