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翰林学士建置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自后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历朝每年都有翰林学士在宫中任职，总计有41人。宪宗于永贞元年（805）八月即位，于原翰林学士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注：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以下凡引用“二十四史”，皆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从简起见，皆不注明出版社及出版年）。），“位在诸学士上”（注：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宋洪遵编于《翰苑群书》卷二，见傅璇琮编校《翰学三书》（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翰林学士机构设置的一大进展，使每年值班充职的学士有一个“院长”，更体现制度化。后宪宗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为宦官谋杀，其子李恒立，是为穆宗。穆宗即位初，于翰林学士又有新的设置。据晚唐时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注：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洪遵编于《翰苑群书》卷六，见傅璇琮编校《翰学三书》（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韦处厚于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自户部郎中、知制诰入翰林学士院，为侍讲学士；同日，路隋自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为侍读学士。侍讲、侍读学士，在中晚唐历时并不长，仅穆宗、敬宗、文宗及武宗初，约20余年，且又被认为名次不高，作用不大，故凡研究唐翰林学士，对此并不重视。有的学者还认为丁居晦所记路隋之为侍读学士，侍读乃侍讲之讹，侍读学士实无（注：见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1948年版，今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附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按岑氏所据之一，为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原编于洪遵《翰苑群书》，今亦收于《翰学三书》）中有云：“处厚与司勋郎中路隋职参侍讲。”岑氏因云韦处厚既与路隋同时任职，可见路隋即同为侍讲。按此文又收于《文苑英华》卷七九七，此句“侍讲”则作“侍读”，不过下注云“一作讲”。洪遵为南宋时人，则北宋修《文苑英华》时，即作“侍读”。后《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载，亦作“侍读”。可见当时韦处厚所记，还是认为他与路隋在院中，乃侍奉皇上稽读经籍。），故并不予以重视，迄今也无专文对此加以论述。实则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设置，自北宋起，直至清朝，历代都有，且不断规范化，其在中晚唐时，也有其特殊作用，地位并不低。故今特撰此文，拟填补一定的空白。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北宋太宗曾于“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患顾问阙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但此时仅称为侍读，正式建立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乃在真宗咸平二年（999）。《宋史》卷六《真宗纪》一，咸平二年七月，“丙午，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等为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昺为之。”关于此事，南宋初程俱所著《麟台故事》有具体的记述，其书卷三《选任》，有云：“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并认为宋朝正式以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加学士之名的，即自真宗时始，谓：“帝聪明稽古，奉承先旨，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注：见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也记此事，并谓其班秩虽“次翰林学士”，而“禄赐并与之同”。（注：《石林燕语》，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石林燕语》同卷并记，“（杨）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据《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真宗未即位为太子时，曾以杨徽之为太子左庶子，后任东京开封府尹时，又召杨徽之与毕士安亢开封府判官，故对其甚为信重，乃于咸平二年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赐宴秘阁，且褒以诗”。由此可见，北宋前期正式确定有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当承袭唐穆宗时之设置；也可佐证丁居晦记韦处厚为侍讲学士，又记路隋为侍读学士，并不误，因如无丁居晦所记，真宗时也不可能特设侍读学士，以与侍讲学士并立。且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侍读仍班侍讲上”。可见宋代对侍读学士是很重视的。据宋洪遵《翰苑群书》卷十《学士年表》所记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不断记有侍讲、侍读学士姓名，如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冯元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学士；庆历五年（1045），叶清臣与宋祁均为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至和二年（1055），吕溱在翰林侍读学士任，并出知徐州；嘉祐元年（1056），王洙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又洪遵《翰苑遗事》曾据宋敏求《退朝录》，也记有“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
    又据清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二，金元二朝都置有翰林侍讲、侍读学士。（注：《词林典故》，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至明初，则更进一步规范化。明黄佐《翰林记》卷一《官制因革》，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定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同卷《列衔》又记，翰林学士为正五品，侍读、侍讲学士为从五品。同卷更对侍读、侍讲二者职掌有明确的规定：“侍读学士之职，凡遇上习读经史，则侍左右，以备顾问，帅其属以从。侍讲学学士之职，凡遇上讲究经史，亦如之。”（注：明黄佐：《翰林记》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则似一为陪读，一为陪讲。又据《词林典故》，清前期规定，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各三员，官品晋升为从四品。
    从以上概略的介绍，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唐代中期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时虽不长，但影响深远。宋至清近900年间，于翰林学士院中特设这两类学士，均为沿袭唐制；且明代明确定侍讲、侍读各二员，可能也参照唐代，唐代的侍讲学士，一般即不超过二人（参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第二，自宋至清，侍读学士，都与侍讲学士并立不缺，而且北宋时侍读学士的班秩还在侍讲学士之上（见前所引《石林燕语》卷一）。由此更可进一步佐证，唐穆宗时路隋被授为侍读学士是确实的。
    翰林学士院虽早建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但前期入院的学士，其姓名、官衔，并无明确的记录。韦执谊于德宗贞元二年（786）任翰林学士时，已注意于此，因此“收遗补亡”，补记开元后的学士姓名及官衔迁转，并希望“庶后至者，编继有论”。（注：见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文后署“贞元二年龙集景寅冬十月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四。）自此以后，即有将入院者姓名题记于院内壁上。唐元和时翰林学士李肇于所著《翰林志》中，记学士院，“北五厅间，东一间是承旨阁子，并学士杂处之，题记名氏于壁者，自吕向始，建中已后，年月迁换，乃为周悉”。（注：唐李肇：《翰林志》，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一。）元禛于长庆元年（821）八月作《承旨学士院记》，也说他将郑开始的承旨学士姓名及迁转官衔，“书于座隅”，即承旨厅内的壁上。（注：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二。）这当是自德宗贞元以后翰林学士院一个好的风尚。因此，丁居晦于文宗开成二年（837）五月作《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就自称“学士姓名，此本据院中壁上写”。由此可证，路隋所授的侍读学士，当是从当时壁上所书札录，并不讹，也因此而为北宋真宗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