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面主要是论述自宋开始，历金、元、明、清，都设有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说明中唐时期于翰林学士院中设置侍讲、侍读学士对后世确是有影响的。这里拟再补述穆宗时之设置这两类学士，还受本朝的启示，即玄宗开元前期建立集贤院所定的职能与建构。
    玄宗于即位后，就很关心经史典籍的阅读与整理，而且为此特设侍读。《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下，开元三年（715），“冬十月甲寅，制曰：‘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当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以光禄卿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又记：“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墳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辑，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注：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由此可见，侍读之名在玄宗开元时确立，其职掌，一是备帝王研读典籍时顾问；二是整理宫内藏书。
    此后，就正式召选学术之士入于乾元院，“编校群书”。（注：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又《玉海》卷五二引韦述《集贤注记》：“（开元）六年三月五日，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开元六年（718）冬，乾元院更名丽正院，继续编修书籍。开元九年春，撰成《群书四部录》200卷。（注：据《旧唐书·玄宗纪》（上），《通鉴》卷二一二，《玉海》卷五二引《集贤注记》。）开元十年九月，当时任宰相的张说任为都知丽正殿修书事。十三年，玄宗为封禅泰山，张说受命撰制封禅仪注，就是在丽正书院内召集学士进行的。稍后于此年四月，即改丽正院之名，正式建立集贤院，以张说知院事。据《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内除学士（五品以上充）、直学士（六品以下充）外，还特设侍讲学士，当时侍讲学士有国子博士康子元、监察御史廙业、四门博士敬会直、右补阙冯骘。据《玉海》卷二六引《集贤注记》，开元十九年三月，康子元还与其他学士陈希烈等“于三殿侍讲。先是，讲《周易》毕，康子元等各蒙锡赍”。由此可见，当时集贤院侍讲学士是以讲儒家经典为主，且甚受皇上的重视。这里应注意的是，集贤院前身丽正书院，主要为整理宫廷图书，开元十三年张说以宰臣主持集贤院，其职责之政治、文化品位明显提高。撰成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附集贤殿书院，记其职掌为：“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注：《唐六典》，陈仲夫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可见集贤院在刊辑经籍时，还可借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且可为朝廷推荐和考察人才。这正如张九龄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讌序》所说：“是以集贤之庭，更为论思之室矣。”（注：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又见《文苑英华》卷一六八。）这其实已含有翰林学士的部分职责，中晚唐时有些翰林学士也确有兼集贤院学士或直学士的。
    穆宗于刚即位时，即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固然有可能受玄宗时集贤院建置侍讲学士的启示，同时也与他对文士的重视有关。这一点过去常为人忽视。在史书记载中则有好几处提及他“盛陈倡优杂戏”，“游畋声色，赐与无节”，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于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上奏，称“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又参见《旧唐书·穆宗纪》）这当然也是穆宗的弱点，是他后几年“败度乱政”（《旧唐书·穆宗纪》末史臣评语）的原由。不过他接位的第一年，其重视、擢用文士，却值得注意。这里拟略作概述。
    按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为宦官陈弘志谋杀，时太子李恒为另一宦官中尉梁守谦拥立，接帝位，即穆宗，时26岁。值得一提的是，穆宗即位的第一天，乃先召见宪宗时留任的翰林学士段文昌、杜元颖、沈传师、李肇，以及他在东宫时为其侍读的薛放、丁公著（按丁公著后于文宗时也被任为侍讲学士），也就是先与宫内六位文职官员聚谈，第二天才集合群臣。稍过数日，复又任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这是他即位后直接提拔翰林学士为相的首例。（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及《旧唐书·穆宗纪》）同月（即闰正月），即穆宗登位后的第10天，在同一天，又新召入三位翰林学士，即当时已较有文名的李德裕、李绅、庾敬休。（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而后又仅隔一个月，二月十四日，韦处厚乃由户部郎中、知制诰入为侍讲学士，路隋由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入为侍读学士。再过一个月，又有一首创之例，即召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入翰林学士院，给予一个特名：侍书学士。这时柳公权正在夏州幕府，为夏州观察判官。据《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权传》：“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为该年三月二十三日。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谓：“翰林有侍书、书诏学士，唯见于公权传。”这也确是一个特例。这样，在这一年，在翰林学士院，学士共有九位，这是唐朝建置翰林学士后，人数最多的一年。在翰林学士以外，同年五月，元禛由膳部员外郎迁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即能在中书省起草官方文书，第二年又正式任为翰林学士，“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注：见白居易：《元公墓志铭》，载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韩愈于元和末因上书谏奉佛骨被贬潮州，元和十五年正月自潮州量移袁州，九月，即又召韩愈入朝为国子祭酒。十二月，白居易则自司门员外郎擢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注：元稹、韩愈、白居易等事，参见《旧唐书·穆宗纪》、《通鉴》，及拙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穆宗即位的头一年，能如此重视、提拔当时的著名文士官员，这很值得研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