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翰林学士制诏之作，政治现实性较强，对认识和研究当时朝政和社情有直接的史料价值，从文学的角度，也可以由此探索文体的演变发展。而侍讲学士之作，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则专业学术性较强，对研究有唐一代经学、史学、子学等也很有价值。唐代翰林侍讲学士在这方面的业绩，过去一向不被人注意，我们现在研究唐代以及整个古代翰林制度与职能，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科学评析。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由和企望。
    至于当时侍讲学士与文士的交往，一般未有如上述韦处厚盛山唱和诗那样一种诗歌唱和之风，但交往还是有的；虽然这些交往不一定在侍讲学士任职期内，但对研究当时文风还颇可参考。如李德裕于文宗大和四年（830）冬，在赴西川节度使任途中，经汉州（今四川广汉市），有《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五律二首，郑浣即有和诗二首，这时郑浣已出院二年，任兵部侍郎，在京中。可见在此之前，他在任侍讲学士时已与李德裕有交往。又刘禹锡也有和诗。（注：见《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琮、周建国合撰）之别集卷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刘禹锡另有《奉和郑相公以考功十弟山姜花俯赐篇咏》诗，作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时在洛阳。郑相公为郑覃。按郑覃于大和二年六月自侍讲学士出院为礼部侍郎，于大和三年、四年连续两年知贡举，这也值得注意，后于大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事变后入居相位；考功十弟为郑朗，时为考功郎中，过两年，开成五年四月也入为侍讲学士。由此可见郑覃、郑朗曾先后任为侍讲学士，都与刘禹锡有诗作交流。（注：刘禹锡此诗之撰写时间，及郑覃、郑朗事，参见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一，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许康佐则早期即与元禛有诗作酬和，元禛有《酬许五康佐》诗，自注“次用本韵”。元禛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时正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注：参见杨军：《元禛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此当为许康佐以诗远慰，元禛即次韵相答。至于王起，则交往更多，与白居易、张籍、元禛、刘禹锡、李德裕均相交甚深。会昌三年知贡举时，华州刺史周墀赋诗寄和，王起与此时登榜进士20余人均作诗相和。这种唱和之风较韦处厚盛山十二诗，气象更盛，一时传为佳话。（注：详见《唐摭言》卷三，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收稿日期：200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