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此17人一一详考，这里拟先就首任韦处厚、路隋稍加考述。
    韦处厚，两《唐书》均有传，其生平又见刘禹锡所撰《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注：见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六即据《旧传》系于元和元年（806），同年登进士第者有李绅、高釴等，后李绅即与韦处厚同年入翰林学士院，高釴于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可见当时科举登第与翰林入选的关系。又据《登科记考》，本年制举登科者还有元禛、白居易、独孤郁等。（注：清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韦处厚于登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旧传》接云：“裴垍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史馆，改咸阳县尉，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按据《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裴垍于元和三年（808）九月至五年（810）十一月居相位，则韦处厚当于这一时期入史馆修史。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垍进所撰《德宗实录》五十卷。……史官蒋武、韦处厚颁赐有差”。也正因此，据《旧传》，乃“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
    此后韦处厚之仕历稍有波折。据《旧传》，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韦贯之于元和九年（814）十二月拜相，时宪宗专意于征讨淮西节镇吴元济，而韦贯之则主张罢兵，与宪宗意见不合，即于元和十一年八月被罢相，韦处厚也受连累而出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刺史。又据刘禹锡《韦公集纪》，他在开州三年，后因“其执友崔敦诗为相，征拜户部郎中，至阙下，旬岁间以本官知制诰”。崔敦诗为崔群，崔群于元和十二年七月拜相，韦处厚既在开州有三年，则当于元和十四年返回，升迁为户部郎中、知制诰，再过一年，即元和十五年二月，即又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
    比较起来，路隋早年的仕历较为平稳。据《旧唐书》卷一五一本传，路隋曾以明经及第。其父名泌，曾在河中节度使浑？{幕府任判官，德宗贞元三年（787），随同浑瑊至平凉参预与吐蕃结盟，吐蕃背盟，与唐交战，路泌随即被劫。《旧唐书·路隋传》记：“元和五年，边吏以（路泌）讣至，隋居丧，益以孝闻。服阕，擢拜左补阙。……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郎，皆充史馆修撰。”时当在元和中后期。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路隋即以司勋员外郎入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而此时，他的官衔虽为左补阙、起居郎、司勋员外郎，而实际上却在史馆任职。由此可见，韦处厚与路隋，在入院前，都曾在史馆修史，韦处厚参预修撰的《德宗实录》，还被誉为信史。
    穆宗于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召韦处厚、路隋为侍讲、侍读学士，稍后十余日，三月壬子，即召他们二人于大明宫太液亭，“讲《毛诗·关雎》、《尚书·洪范》等篇。既罢，并赐绯鱼袋”（《旧唐书·穆宗纪》）。可见穆宗对他们二人的信重。此后，韦处厚、路隋二人，以为“既居讷诲之地，宜有以启导性灵，乃铨释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旧唐书·韦处厚传》）。又据《旧唐书·路隋传》，这部《六经法言》，是“採三代皇王兴衰”之迹。《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即以此《六经法言》列于子部儒家类。
    据《旧唐书·穆宗纪》，《六经法言》于长庆二年（822）四月撰成进上，同年闰十月，穆宗即又命这两位“兼充史馆修撰《宪宗实录》”，且明确规定，应“更日入史馆”，“《实录》未成，且许不入内署”。这就是说，韦处厚、路隋二人虽在翰林学士院，但专职却在于史馆修撰《宪宗实录》，并应“更日”（即隔日）至史馆，在修撰期间，更允许不必在学士院值班。这时，韦处厚已由户部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因此，刘禹锡在《韦公集纪》中云：“内署故事与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学士必草诏书，有侍讲者专备顾问，虽官为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第用其班次耳，不□言于训词。”刘禹锡此文作于开成二三年间（837-838），此时尚有侍讲学士二人（王起、高元裕），他当对此时情况较为了解，故能对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讲学士的职掌区别有明确的阐释。也正因此，路隋后于大和二年（828）十二月拜相，文宗在其《路隋平章事制》中对路隋在穆宗时的业绩，评誉为：“祗事穆宗，侍经内殿，敷尧、舜之大典，畅周、孔之遗风。雅言玉音，奥义冰释；润色王度，发挥圣聪”。（注：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八。）即赞许其敷释儒家经典，以有益于朝政，是把侍讲、侍读作为“人师”来看待的。也正因此，长庆四年五月路隋在职时迁为中书舍人，李虞仲所草拟的《授学士路隋等中书舍人制》，就特称为：“澄澄天倪，落落风韵。气含古道，行为人师”。（注：见《文苑英华》卷三八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应当说，侍讲、侍读学士，虽不起草重要诏令、禁密文书，但其“行为人师”的地位值得重视；《旧唐书·韦处厚传》即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乃召入为侍讲学士。
    不过韦处厚虽处于侍讲学士职位，仍能参预政事。据《旧传》，当时任户部侍郎的张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粜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韦处厚则“抗论不可”，“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全唐文》卷七一五载有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韩愈也有《论变盐法事宜状》，与韦处厚所议同。（注：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版。）据《通鉴》卷二四二，此为长庆二年（822）四月，即已撰成《六经法言》，即将修撰《宪宗实录》。
    以后，敬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即位，二月，将韦处厚由侍讲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并加承旨之号，为当时翰林学士院之院长。韦处厚改任翰林学士后，更积极参预朝政。当时，好几位翰林学士如李绅、庞严、蒋防，因受宰相李逢吉的排挤，被贬外出，韦处厚极为之辨诬。后文宗于开成二年（826）十二月接帝位，即位之初就擢任韦处厚为宰相，而由路隋接替其为承旨（路隋于长庆四年四月敬宗时也已由侍读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后韦处厚于大和二年（728）十二月卒，路隋又接替其相位。由此可见，中唐时这两位首置的侍讲、侍读学士，仕途进展极引人注目，这在当时一般翰林学士中也是少见的。可见，唐代的侍讲、侍读学士，尤其是侍讲学士，其职掌固然与翰林学士有别，但其地位、声誉并不低。我们研究古代翰林学士，自唐至清，对此是不应忽视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韦处厚的文学交往活动。如前所述，他于元和十一年（816）九月因受韦贯之罢相的牵累，外出为开州刺史。这时与韩愈、白居易多有交往的著名诗人张籍有诗寄他，题为《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诗云：“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葖人。”按张籍于元和中曾长期患眼病，其所作《患眼》诗有“三年患眼今年校”。（注：按此二诗皆见《全唐诗》卷三八六。）由此可见，韦处厚特为此寄四川开州土产药车前子给时在京中的张籍，张籍即以诗答之。可见在这之前，他与张籍已有交往。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开州作有《盛山十二诗》（注：《盛山十二诗》，载《唐诗纪事》卷三一，《全唐诗》卷四七九。），为五绝十二首，分题为《隐月岫》、《流杯渠》、《竹岩》、《绣衣石榻》、《宿云亭》、《梅鉲》、《桃坞》《胡卢沼》、《茶岭》、《盘石磴》、《琵琶台》、《上士缾泉》，颇有地方特色。他回京后，在任翰林侍讲学士时，曾将此诗转交京中友人，由此而和作者多人。韩愈于长庆二年（822）有《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注：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特别提及：“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文中具体提及和者有：“通州元司马为宰相，洋州许使君为京兆，忠州白使君为中山舍人，李使君为谏大夫，黔府严中丞为秘书监，温司马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据此，则六人为：元禛（时任宰相），许康佐（时任京兆尹），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李景俭（时任谏议大夫），严謩（时任秘书监），温造（时任起居舍人）。据此六人仕历，则韩愈作此文，当在长庆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五日间。（注：参见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载《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又韩愈文中说和者凡十人，其中具体提到的为此六人，实际上张籍也有和作，见《全唐诗》卷三八六。韩愈于文末特别提出：“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和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这就是说，韦处厚此诗及和作，大行于时，几乎家家有之。《新唐书·艺文志》四，集部总集类，还著录有《盛山唱和诗》一卷，可见此集在北宋前期还传存。这应当是研究唐代翰林与文学一个很好的事例。又，韩愈于文题特标以“韦侍讲”，文中又称“侍讲六经禁中”，可见当时对侍讲学士是甚为看重的。
    又，韦处厚卒后，李翱、白居易分别作有祭文，见《全唐文》卷六四○、六八一。后刘禹锡特为其文集作纪（即前已提及的《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也可见其在当时文学界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