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韦处厚、路隋之后，敬宗时侍讲学士三人，崔郾、高重、宋申锡；文宗时11人，郑浣、许康佐、丁公著、郑覃、路群、高重、王起、高元裕、高少逸、李训、郑注；武宗时二人，郑朗、卢懿，共15人。其中宋申锡、郑覃、王起、李训、郑朗五人，后曾被任为宰相。如加上前韦处厚、路隋二人，则中晚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有七人曾入居相位，占近一半，这也值得注意。
    崔郾与高重是敬宗接帝位后最早被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时为长庆四年（824）六月。据杜牧所作崔郾行状（注：《礼部尚书崔公行状》，载《樊川文集》卷一四，陈允吉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谓“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师臣”，经宰相牛僧孺推荐，乃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可以注意的是，崔郾在职期间，长庆四年十二月，高承简罢郑滑节度使，当地人入朝，请朝中为高承简建树德政碑。据杜牧所作行状，当时宦官认为，按“翰林故事，职由掌诏学士”，即应由翰林学士撰文。而敬宗则命崔郾为之，认为高承简既有功绩，“吾以师臣之辞，且宠异也”。《全唐文》卷七二四即载有崔郾《高公德政碑》。杜牧所作行状，后又叙二事：“居数月，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拜章为故帅田季安树神道碑，内官执请亦如前辞。上曰：‘魏北燕、赵，南控成、皋，天下形胜地也。吾以师臣之辞，且慰安焉。居数月，陈许节度使王沛拜章乞为亡父树神道碑，内官坚请如前辞。上曰：‘许昌天下精兵处也，俗忠风厚，沛能抚之，吾视如臂。吾以师臣之辞，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辞，恩礼亲重，无与为比。”这就是说，按翰林通例，这三篇文应由翰林学士代笔撰写，而敬宗却连续三次称侍讲学士为“师臣”，认为由崔郾以“师臣之辞”起笔，是对方镇的看重。这也可见侍讲学士在当时的声望。又，宋申锡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同年十二月改为翰林学士，于文宗大和元年（827）奉诏为义成军节度使李听作德政碑，称：“圣皇践位之明年，以大和记岁号。……军使宋守义列疏其事。……词臣奉诏，勒铭贞石。”（注：此文见《全唐文》卷六二三。）时为翰林学士的宋申锡，自称“词臣”，以与崔郾之被称为“师臣”相比勘，值得作进一步研索。
    郑浣与许康佐是文帝即位后最早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的，时在大和元年四月。同年，翰林学士韦表微作《翰林学士院新楼记》（注：《全唐文》卷六三三，又载于《翰学三书》所编之《翰苑群书》卷三。），称大和元年“夏四月，中书郑舍人、驾部许郎中皆以鸿文硕学为侍讲学士，有诏赐宴，始觞于斯，中外之知者朝昏皆贺”，此亦可见由翰林学士角度对侍讲学士的看重。又《唐语林》卷二，记文宗欲设置诗学士72员，李珏进言表示无此必要，其奏议中有云：“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守儒，敦扬朴厚”。（注：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通鉴》卷二四六记此事在开成三年（838）。由此亦可见，当时任用侍讲学士，被人视为“好古守儒”。
    前已记述，中晚唐时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文宗时为11人，所占比重最大。当时召入者，多称文宗为“好经义”、“尚古学”、“重儒术”。如郑覃大和三年（829）九月，自右散骑常侍入为侍讲学士，第二年即大和四年六月出守工部尚书，后于大和六年三月又以工部尚书入为侍讲学士。之所以第二次召入，乃如《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所记：“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大和）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高元裕于开成三年（838）五月至本年八月为翰林侍讲学士，萧邺所作《高公神道碑》，有云：“文宗重儒术，尊奉讲席。公发挥教化之本，依经传纳，上倾心焉”。（注：按萧邺此文，题为《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左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载《全唐文》卷七六四；又《金石萃编》卷一一四也据原刻著录，但文字多有残缺。）王起情况更为特殊。按唐代文士入翰林学士院，所带之官衔，一般为尚书诸司郎中（从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以及七品上之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以及从七品上之左右拾遗，也有低至正九品上之校书郎的。唐代召文臣入为翰林学士，未有官阶限制，不视官品高下，而且大多以中下等为主。这也是唐代翰林学士人员建构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唐代用人开放之优点。而王起于文宗开成三年五月自王部尚书判太常卿入为侍讲学士，按《旧唐书·职官志》（一），工部尚书为正三品，与宰相称号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同等品阶，比翰林学士在职期间以升迁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为荣还要高好几阶。而且在开成三年以前，于穆宗长庆二年、三年（822、823）即以礼部侍郎连续两年知贡举，《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称其“掌贡二年，得士尤精”。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九，这两年进士登第者，如白敏中、周墀、丁居晦、李训等，后都为翰林学士。以这样高品阶，且又典知过科举，而再入为翰林侍讲学士，不仅唐代，以后自宋至清都未曾有的。文宗之所以召其入充侍讲学士，乃如《旧唐书·王起传》所云“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王）起长于博洽”，故“俱引翰林，讲论经史”。
    也正因此，侍讲学士的著述与一般翰林学士有明显的不同。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其职能主要是起草制诏，代拟批答。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如常□有《诏集》六十卷，段文昌有《诏诰》二十卷，郑畋有《风池槀草》三十卷，封敖有《翰槀》八卷，李磎有《制集》八卷等。白居易文集还特列有“翰林制诏”四卷。（注：白居易集之“翰林制诏”，其中有非白氏所作，见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但大部分仍出于白居易之手。）而侍讲学士，则大多为经史学术专著。如前所述，穆宗时韦处厚、路隋，合著有《六经法言》、《宪宗实录》。又如敬宗时崔郾、高重，编撰有《诸经纂要》。据《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旧唐书·敬宗纪》记此事在宝历元年（825）七月。《新唐书·艺文志》三，将此书列于子部儒家类。而高重又自作《春秋纂要》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列于经部春秋类，并注云：“帝好《左氏春秋》，命（高）重分诸国各为书”。
    文宗时，侍讲学士郑浣有《经史要录》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列于子部儒家类；郑并参预修撰《宪宗实录》（见《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实录类）。许康佐，据《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835）四月，于《考异》中引《补国史》，谓许康佐曾进其所著《新注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又见《唐语林》卷六）。（注：《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春秋类，著录有：“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稍有异。）《新唐书》可能即因此将许康佐列为“儒学”列传（卷二○○）。又丁公著，《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著《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礼类，也著录《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子部儒家类，还著录其《皇太子诸王训》十卷，则为宪宗元和时任太子及诸王侍读时所作（据《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这也与丁公著后入为侍讲学士有关。至于王起，在为皇上讲解时，还应召著有文字训诂类的书《写宣》，即《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所记：“（王）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子对，故名曰《写宣》”。另郑覃于大和元年（827）入为侍讲学士时，即提出一项大计划，建议全面校订经书，并加以刊石。《旧唐书》卷一七三本传：“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以改正。请召宿儒博士，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后郑覃于大和九年为相，又兼判国子祭酒，更采取实际措施，起用起居郎周墀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这就是传于后世的著名“开成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