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希和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所以在南京先见到伯希和的端方，先是想把其中的一部分买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学者又集巨资，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究很快刊布，如同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注：《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第42-67页。）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注：宣统元年（1909），国粹堂石印本。）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注：后两者均收入《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的最初一批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说是伯希和在材料上的恩赐，因此罗振玉说这是可喜的一面。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代表中国学者的致词，表现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即把敦煌遗文的失而复得，看作是整个中外学界“欣慰同深”的事情，所以才对伯希和能够表现出“以德报怨”的高尚态度。伯希和对此显然非常感激，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影印写本的要求，表示“实心为之”。事情也确实如此，伯希和陆续寄来一些四部要籍的写本照片，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注：1910年罗氏影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10册、《敦煌丛刊初集》第9册。）首次刊行敦煌写本照片。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注：1911年《国粹学报》第7卷第1-8期陆续刊出，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册。）以后，罗氏又陆续在《佚籍丛残初编》、（注：1911年《国学丛刊》摹抄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鸣沙石室佚书》、（注：罗氏宸翰楼影印本，1913年；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鸣沙石室佚书续编》、（注：1917年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注：1917年上虞罗氏影印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7、8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敦煌零拾》、（注：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7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注：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8册。）《敦煌石室碎金》（注：1925年东方学会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等书中，刊布照片或发表录文，大多是依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资料。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传统的四部古籍，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
    由于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学者化解了“可恨可喜可悲”的怨愤，也消除了伯希和的顾虑，伯希和由此建立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关系，而且一直不忘向中国学者提供敦煌写本照片资料，如1916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陆德明《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注：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入《涵芬楼秘籍》（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也见到此真迹。（注：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伯希和的这种合作态度，对以后法国的汉学界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法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大多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应当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看到伯希和敦煌文献后，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京都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得到消息后，在明治42年（1909）11月12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引述罗振玉的来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介绍，还罗列了罗振玉寄来的书目。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狩野直喜等学者加以讲说，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由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中国学者的“以德报怨”，罗振玉的东国送书，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