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注：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参见陈寅恪撰，荣新江整理：《〈敦煌零拾〉札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因为他除了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文，加上他对中国古籍和佛典的深厚功底，使他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陈寅恪所数的这些家珍，如果我们一一予以笺释，即可深知其所提示文献的价值。但应当承认，陈寅恪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所藏敦煌写本的真正内涵，相比而言，北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也无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爱国主义”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他的序言最后说：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268页。）
    这里虽然套用编者的话把国内的国宝称为“历劫仅存”，但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强调了序言开始时所说的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术，需要国人努力推进。
    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注：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明白其意，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注：T'oung Pao，28，1932，pp.481-482.）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注：参见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211页。）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注：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中国方面的部分有关记载，所以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收有陈寅恪来函，告伯希和巴黎住址。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系于1930年9月31日，若然，则陈垣此时和伯希和也可能有通讯联系，希望将来能在巴黎找到伯希和档案中保存的有关信件。）
    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参见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此据作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148页。）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350页。）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买去五千多件，虽多少不等，但手法相同，都是极其不等价的骗取，（注：参见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25-2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71-73页。）所以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服人。伯希和与斯坦因的不同，更多地在于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方面，伯希和是积极的，而斯坦因对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学术界共同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一事曾大为不满，直到1930年时，他还想单独一人再次进行中亚考古探险，攫取新疆宝藏，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注：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见《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委员名单》（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80-581页。）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注：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外人在敦煌的攫取行为的主流看法仍然未变，参见郝春文：《如何评价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第4-8页。）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