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年10月30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注：《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页。）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注：Eva Apor and Helen Wang（eds.），“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Sciences，” Oriental Studies，11，Budapest，2002，p.44.）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1914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注：参见F.Wood，“Two Thousand Years at Dunhuang，”in Susan Whitfield and Frances Wood（eds.），Dunhuang and Turfan.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Ancient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I），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6，pp.1-2.）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之家，汉语水平有限。1914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注：L.Giles，“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p.703-728.）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注：Suh Hu，“Notes on Dr.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huang Lu，”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pp.35-39.）翟林奈完全接受，并重新翻译。（注：L.Giles，“The Tun-huang Lu re-translated，”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pp.41-47.）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
    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年2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 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
    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Lionel Giles，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极力想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现在拟托其它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可有万一之望也。（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页。）
    向达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看敦煌卷子的，由于翟林奈的刁难，他只看了五百卷左右，（注：成果见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第397-419页；收入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95-239页。）就不得不结束工作，更何谈他原本打算的“作一通盘研究”了。以向达的学术功底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他的英伦之行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可惜由于翟林奈的拒绝，他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注：后者发表于《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1937年，第123-128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40-251页。）向达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40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万里孤征，开拓了石窟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新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更大成就，奠基于他的两次西北考察。（注：参见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第99-127页。）
    与伦敦的向达相比，同样是由北图派出的王重民，在巴黎的工作却一帆风顺。1934-1939年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得以通览全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边编纂敦煌写本目录，一边做自己感兴趣的四部书、诗词、变文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后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注：北平：北平图书馆，1936、1941年。）《敦煌曲子词集》、（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敦煌古籍叙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与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饱览巴黎藏卷的结果。而且，王重民还得到许可，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敦煌写本照片，清华的一份在日军侵华时被炸毁，北图的一份，总数有上万件之多，（注：参见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有关王重民所拍敦煌文献档案的价值》，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9月，第338页。）这实际上是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所在。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和向达在英国和德国拍摄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注：参见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67-276页。）这些照片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可惜因为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这些资料被打入冷宫，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