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不能不说其中有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大力帮助。伯希和还将自己私藏的敦煌石窟笔记出示给王重民，而且允许他全部拍摄，带回中国。（注：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中提到看到的经过，但未提拍摄之事，见《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4期，1936年4月2日；此据作者：《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这些照片的存在，见徐自强、王新：《北京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整理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430-455页。）这种帮助也是互利的。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与戴密微（P.Demieville）每周三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王重民发现并提供给戴密微的。1952年，戴密微出版《拉萨僧诤记》（后改名《吐蕃僧诤记》）时，首先就是感谢王重民的贡献，（注：P.Demieville，Le concile de Lhasa，Paris，1952；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感谢王重民的话写在前言的开头部分。）这本书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人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此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主要讲授禅宗典籍和俗文学作品，并不时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注：戴密微的讲课内容，在每一年的《法兰西学院年鉴》（Annuaire du College de France）中都有报道。也请参见P.Demieville，Choix d'etudes bouddhiques，Leiden，1973.）这些研究方向与他和王重民的学术交往不无关联。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在1948年12月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陈列品中看出。根据同时印行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这个展览中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部分，包含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外文兼备，其中也包括斯坦因、伯希和考古探险和研究著作，（注：1948年北京大学印行。）表明向、 王二位把他们敦煌考察的记录也看作是敦煌学史的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文革”期间，包括向达、王重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学者，在反帝爱国的政治背景下，继续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是时代的产物，未必是当时学者的本意。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非学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即使这些学者把自己的著作打上“爱国主义”的符号，最后也无法抗拒更强烈的政治热潮。向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在“文革”期间含冤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中国敦煌学的终止。“文革”中间，因为中国学者基本上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所以那时只有世界的敦煌学，而没有中国的敦煌学了。
    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7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考古、艺术、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都从比较低水平的起点，越升到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为国际敦煌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这些成就近年来有不少论著专门加以总结，不必在此费词，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爱国主义在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虽然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从5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根深蒂固，一些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动力正是爱国主义。比如有的敦煌学研究者就这样认为：敦煌文书出自中国，绝大多数是用中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因此，我们一定要赶上以至超过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必然迸发出极大的热量，鼓励着那一代的学者努力地赶超日、法、英等国的汉学家，也感染着下一代敦煌学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去努力学习。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从全国各地来的不少学者和学生，包括现在已经在敦煌学中卓有建树的朱雷教授等，都到南开来听讲，可以说藤枝晃的这个讲座，对于中国大陆敦煌学的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注：直到最近，朱雷先生还告诉笔者，藤枝晃的女婿石冢晴通先生还希望他在中国敦煌学界澄清这个误传。）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1981年的特定时代，那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确实还不如日本，所以即使是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把这句话放到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热情的时代，它必然反过来激励中国学者在敦煌学方面加倍努力，目的是要赶超日本，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