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对隋代的勋官，整理如下：
    （1）隋文帝时期：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大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师都督、都督（11号）。
    （2）隋炀帝时期：光禄大夫、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尉、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17号）。
    以上考察了隋代的勋官制度状况，那么下面进一步分析一下武德初期“杂用隋制”的勋官情况。在并州发动军事的李渊向关中进军过程中，大量地授予了隋朝制定的勋官，从而增强了自己势力。“（大业十三年）其义士等各以名到先后为次第，泛加宣惠、绥德二尉官”[12]（P20）。“（大业十三年）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12]（P29）“至于西河引见民庶等……仍者笔注授老人七十以上通议、朝请、朝散三大夫等官……自外当土豪隽，以次除授各有差……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官，”[12]（P22）“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2]（卷184）。这种滥授勋官的结果，“义族之下每日千有余人请赏人论勋……来众如云”[12]（P21）。
    在武德初期实行了隋朝的勋官制度，如果认为，由于颁布了武德令而勋官制度发生了变化，那么，隋朝的勋官和唐代的勋官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到目前为止，难以找到由于颁布了武德令而剥夺前代所赐予勋官的记录。《旧唐书》“职官志”中的如下记录涉及到这种问题，“永征以后，以国初勋名与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渐相错乱。咸亨五年三月，更下诏申明，各以类相比，武德初光禄大夫比今日上柱国，左光禄大夫比柱国，右光禄大夫及上大将军比经上护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将军比护军，银青光禄大夫及上开府比上轻车都尉，正议大夫及开府比轻车都尉，通议大夫及上仪同三司比上骑都尉，朝请大夫及仪同比骑都尉，上大都督比骁骑尉，大都督比飞骑尉，师都督比云骑尉，都督比武骑尉”[1]（卷42）。在这里，“国初勋名”是指武德令颁布以前的“杂用隋制”时期的勋官。勋官之名称“与散官名同”，是因为隋炀帝时期的勋官九大夫根据武德令而变为文散官的名称。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年同既久，渐相错乱”。尤其在永征五年，发生了烧毁在司勋库里保存的勋官名薄的事件。“司勋库失火甲历并尽”[13]（P634），这一事件更加剧了勋官和散官的混乱，也造成规定官僚身份秩序的散官制度[14]的混乱。因此，有必要改正一部分勋官和散官名称相同的制度上的不足，而且作为解决方案而出现了咸亨五年诏敕。那就是将武德初期所赐予的勋官之一光禄大夫比定为咸亨五年的上柱国。武德令以后的勋官制度吸收了武德初期勋官，从而消除了与散官同名的勋官。咸亨五年是公元674年，离武德令颁布已经五十多年。在这五十多年时间里，就并存了同种两个名称的勋官。因此，上述的诏敕是比较晚的。但是，由于在咸亨五年的诏敕里写为“更下诏”，所以前代也肯定提出过类似的方案。尽管不是最早的有关勋官的诏敕，咸亨五年的诏敕留下来记录，是因为重视其结果。“自是已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可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1]（卷42）。从此，勋官从散官中独立出来，并急剧地发生了滥授勋官的现象。由于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勋官制度的本质功能和泛阶的惯行具有密切联系，所以具有一定的意义。
    依据《旧唐书》的记录，唐代的勋官经历了武德初期、武德七年令、贞观十一年改正等三个阶段。依据上述分析，对唐代勋官的全貌，整理如下表。
    
    以上分析指出，唐代的勋官是指武德令以前的勋官和武德令以后的勋官。但是，以往的有关勋官的研究，从研究的对象中彻底排除了武德令以前勋官。他们根据“凡勋官九百人，无职任者番上于兵部”[15]（卷46）的记录，主张唐朝前期的勋官是大约900多人。其后果，对于从差科簿中可以确认的大量的百姓勋官的存在，被认为是畸形的赐勋行政的结果，从而排除了勋官制度的基本意义和功能中的应有地位。但是，在太宗贞观年间里，已经可以确认了勋官的滥授现象。从辽东征讨回来的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诏辽海人无战勋者，泛加勋官一级”[16]（P925）。后来对于这件事情，刘仁轨也回忆，“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2]（P6340）。这与战功无关，给全部从军者赐予了勋官。辽东征伐时，考虑到动员了大约十万军队，那么这时候至少十万人以上的人就得了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