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唐太宗给内迁的少数民族酋长也大量地赐予了勋官职位，“（贞观十六年正月的诏书）有景（量）行淳直及乡间的所服者……景（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注：“文馆词林”664，引自于西村元佑的“在东土耳其斯坦中的唐的直辖支配和均田制”（《隋唐帝国和东亚世界》，1979年，第193页）。）“（贞观十九年）上简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27]（P6226）。在这里，“戎秩”就意味着勋官。在玄宗开元四年发行的勋官告身里，记录了给十四人功劳者赐予上护军勋官的“宜加朝奖俾峻戎班”的事情[18]。这里的“戎班”也意味着勋官的职位。因此，赐予给高句丽酋长的“戎秩”也就意味着是勋官。贞观三年，“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13]（P5413）。这时候赐予给“酋豪首领”的“将军”不是象赐予给可汗的“右卫大将军”那样能统率实际军队的番将职，也不是象上大将军、大将军等实职那样的勋官。此外，也不能漏掉赐予给少数民族首领和使者的勋官。在贞观十四年，东北地方的游鬼国进使入贡时，太宗“以其使者余志为骑都尉”[2]（P6154）。贞观十七年，“诏高丽王藏为上柱国……”[2]（P6252）。
    以上分析了唐高祖和唐太宗时期勋官的赐予规模。虽然难窥全貌，但是，由于存在太宗时期对辽东征伐十万人以及三千五百名高句丽酋长的赐予记录，所以至少达到十万人以上。如果推定唐太宗时期的全国人口大约为1,200万人[19]，除了老弱者和女人以外，那么每五十名壮丁中，就有一人以上的勋官。尤其到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为止，确认了武德年间仍然存在“杂用隋制”的勋官，唐高祖李渊在镇压隋末农民战争过程中所授予的勋官也仍然保持其地位。如果考虑到上述的数值，更加可以确定武则天以前勋官大量存在。因此，本人不能接受唐朝前期的勋官只达到九百多人的以往观点。对于那种观点的根据之一，“凡勋官九百人。无职任者番上于兵部”的记录，应该看成只涉及对番上到兵部而服役于一定期间的勋官。勋官从唐朝成立过程开始赐予给许多百姓，勋官制度巩固以后更加广泛地赐予了勋官，这是勋官制度正常运用的结果。那么，从差科簿中所发现的相当数量的百姓勋官，也与武则天时期滥官无关，而是勋官制度本身的运用结果。
    2、勋官赐予的目的
    勋官是为了赐予给更多的百姓而准备的制度，那么，国家到底为什么把勋官赐予给许多老百姓呢。国家把勋官赐予给百姓的原因，首先是对战功者的报偿、“勋官者……本以酬战士”[1]（P1807）。但是，勋官赐予的对象，不是只局限于战功者，在《唐领拾遗》的“军防令”里记录了以下规定，“诸征镇勋，未授身亡者其勋依例加授，其余泛勋，未授身亡者，不在叙限”[20]（P376）。根据战功赐勋时，即使本人不在，也赐予了勋官，除此之外，没有赐予一般勋官。因此，在这两者之间设定了一定的差别，就存在与战功勋官（征镇勋）区别的一般勋官（泛勋），这种一般勋官与赦免令一起赐予给百姓。“（刘知几陈表第二）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2]（P6501）。还根据位阶的滥发而赐予了勋官，“乾封元年正月十日敕之，内外官九品以下（上）加一阶，七品以上宜加一（二）阶，八品以下更加勋官一转，泛阶自此始也”[17]（P1768）。除此之外，还代替散官而赐予了勋官，“准格例未合入五品三品者，每一阶回赐勋一转”[17]（P1766）。有时候，再次向上柱国赐予给勋官时，把其超越部分，转授给本人的儿女及兄弟，“勋至上柱国有余，则授周以上亲，无者赐物”[15]（P1190）。还有以军役和色役的代价而赐予给下层官吏和职务人员，“番役诸卫矿骑及兵角弓手、官马主掌、闲幕士驾、供膳习驭、工人、乐人、杂户、官户、白身有职掌人、合行从人等，各赐勋一转物三段”[21]（P340）。总而言之，勋官不只赐予给战功勋官，反而更多数量的人可以分类为一般勋官。在《旧唐书》里，“勋官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阶爵之外再为节级”，就反映了上述的情况。勋官本为了报偿战功者而设立，那么，国家为什么赐予一般勋官呢？
    对百姓勋官的膨胀，提出最为体系化的观点是日野开三郎。根据他的研究，百姓勋官的增加，是由兵役、职役、京上勋官的升迁和有余回授等三种原因所引起的。[22]（P376-413）他进一步提出，勋官的膨胀意味着免课壮丁的增加，同时就联系到国家税源的减少。但是，致力于滥官弊害改革的唐玄宗（注：“文馆词林”664，引自于西村元佑的“在东土耳其斯坦中的唐的直辖支配和均田制”（《隋唐帝国和东亚世界》，1979年，第193页）。）为什么没有阻止勋官的膨胀，反而采取旁观政策呢，对于这个问题，日野开三郎说明，勋官的增加是为了得到民心，并且通过给免课壮丁加授勋官的方法，防止税源的损失，同时采取了把他们派出到色役的巧妙政策。本人认为，日野开三郎对勋官膨胀的财政方面的说明是一种卓见，并且重视到了为了赢得人心而助长勋官滥授的主张。为了全面考察国家赐予勋官的目的，首先要察看有关赐勋的记录。《唐大诏令集》和《册府元龟》“帝王部”卷79-81庆赐条、卷82-96赦宥条里记载了很多有关赐勋的记录。通过对这些有关记录整理研究，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勋官的赐予，除了少数事例以外，大都通过赦免令或德音诏书而得到实现。在举行皇帝即位、改元、上尊号、立皇后、立皇太子等国家大事和南郊祭礼的时候，与赦免的恩典一起，就集体地赐予勋官。虽然赐予对象有官吏、色役人、军人、百姓、贱人等而多种多样，但他们都将其作为皇帝赐予的恩惠表示而接受了勋官。即使没有具备赦免书或德音的形式，其意义仍然有很大。
    第二，勋官的赐予是定期的。在纪念即位、改元、上尊号、立皇后、立皇太子等国家大事，或者举行北郊、南郊、封禅等仪式的时候，大量的赐予了勋官，那么勋官的膨胀不是滥官的结果，反而要看成唐代惯行的产物。
    第三，唐朝后期，赐勋的级别越来越高。察看勋官级别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以后，勋官的级别从一级到二级，再经过朱泚之乱以后，又从二级分为三级。到了唐末混乱时期，勋官的堕落变得更加厉害，连对从四品的轻车都尉也感到羞耻。“近年已来，止叙柱国，耻转轻车”[17]（P1767）。唐朝后期经历了“安史之乱”、“朱泚之乱”以及唐末黄巢农民起义等，赐勋的级别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就在于国家为了赢得民心而赐予了高级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