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铸铜作坊
    发现于小屯东北地、薛家庄、孝民屯西、苗圃北地，其中以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最重要。它的面积大，约1万多平方米，延续时间从殷墟一期至四期，出土的铸铜遗迹与遗物非常丰富。在苗圃北地的东区，陶范与陶模出土了2万块左右，以礼器为主，器类有大方鼎、圆鼎、簋、方彝、觥、卣、觯、斝、角、觚、尊、器盖等，武器和工具较少。所出的范，大多器形匀称，花纹精致、繁缛、清晰。在殷墟一些较大的、纹饰华美的青铜礼器如大方鼎、大的方彝、觥等，主要出于王、王室成员及高级贵族的墓中，故可推测苗圃北地是属于王室控制的铸铜作坊。
    位于薛家庄南地、孝民屯西地的铸铜遗址，规模较小，出土陶范的器类也较少，如孝民屯西，以铸造工具、武器为主，礼器范只觚、爵、簋、鼎四种，形制较小，纹饰简单、粗糙，也较模糊。时代从殷墟二期至四期。联想到殷墟族墓地（如西区墓地）二至四期墓所出的同类铜器多属明器，质地较差，纹饰不清晰，可能就是用这种小型铸铜作坊的产品（注：刘一曼：《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这种小型作坊大概是由族的首脑管辖的民间铸铜作坊。
    （四）制骨作坊
    发现于大司空村东南地和北辛庄南。从所出的半成品和废料看，这两个作坊都是以生产骨笄为主，其中以大司空村的制骨作坊规模较大，当时制造骨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出售。
    殷墟至今未发掘到制陶作坊，在王裕口南曾出土过大批烧流了的陶器，估计制陶作坊在这一带。
    六、殷墟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
    殷墟族墓地的分布相当广泛。在殷墟范围内，20多个自然村都发现了殷代墓葬，离洹河与宫殿区较近的苗圃北地、王裕口南、白家坟东南等处墓地，与居住址呈交错的现象，有些地方如后岗、西区（北辛庄南、白家坟西、梅园庄与郝家店北）、郭家庄、刘家庄等处，则是较为纯粹的族墓地。
    族墓地的特点是：
    （一）在墓地内，墓葬大多较有规律地分片分布。据其分布情况，可分为若干个墓区，在每个墓区内的墓群，亦可细分为若干个组。如西区墓地，从1969年至80年代中期发掘了1800多座墓，可分成10个墓区（注：在《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中将西区墓葬分8个区；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121-12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据新出土的资料分为10个区。），或8区41组（注：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后岗107座墓，可分3区8组（注：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岗殷墓》，《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郭家庄191座墓分3区19组等14（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二）各墓地或墓区中所出的铜礼器，其上的族徽铭文是有所区别的，如西区第七墓区常见“共”字，八区常见“”字，郭家庄墓地北区以“亚址”为主，戚家庄墓地以“爰”、“菔”为主，苗圃南地出“”字，刘家店北地见“举”与“宁”字等。族徽铭文的不同，表明族别的不同。
    （三）各墓地或墓区中陶器的组合有一定的差别，如后岗一区墓随葬鬲较多，二区觚、爵、罐多，三区则以觚、爵为主；西区墓地，一区后期墓用鬲很少，三区则用鬲极多，而八区的陶觚多单独使用。簋在后岗墓地出土不多，但在大司空村则较普遍，陶器组合上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族在生活习俗上存在着一定差异。
    （四）在一个墓地或一个大墓区中，有随葬品丰富、较大的墓（带墓道的大墓或大的长方竖穴墓），亦有较小的随葬品贫乏甚至无随葬品的墓，反映出宗族内部不同支族、家族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有较大的差异，他们生前分属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但由于彼此间仍保留着相同的血缘关系纽带，死后都可以共葬于同一墓地之中。
    （五）在同一墓地或同一墓区中，规格相同的墓常聚在一起，这点在郭家庄墓地得到较充分的反映。
    郭家庄墓地分北、中、南三区，北区的墓面积较大，如一座带墓道的墓（M171）及一座面积13平方米的较大的长方竖穴墓（M160）均在该区第三组，两墓相邻。M160出土各类随葬品353件，有殉人4个，规格较高。北区的墓墓室面积多在3-8平方米之间，随葬品较丰富，有椁室、有殉人的墓也稍多。中区墓面积大多较北区小，最大的墓6平方米，出铜器及殉葬人的墓也较少。南区的墓面积更小，大多在2.5平方米以下，没有一座墓椁室，也没有一座墓殉葬人，随葬品较北、中二区贫乏。这些情况表明：地位显赫的贵族或财力雄厚的人及家庭葬于北区，地位次一点的葬于中区，地位较低又较贫困的家庭埋于南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可见在一片大的族墓地中，墓葬的分布也体现了等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