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殷墟族墓地中，常见到两座大小相近、彼此相邻、互相平行的墓成对排列在一起，有的学者称之为“异穴并葬”墓，并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地研究（注：孟宪武：《试析殷墟墓地“异穴并葬”墓的性质--附论殷周社会的婚姻形态》，《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这类墓的特点是：1.两座墓的距离甚近；2.两墓大体平行，但多为一前一后；3.墓向与人的头向相同；4.墓室大小、葬具、随葬陶器的组合、形制、质地等相近；5.墓的时代相同或相近。在经过人骨鉴定的这类墓中，性别均为一男一女，从而可以推测，墓主为夫妻关系。在大司空村、西区、戚家庄、刘家庄南地，这类“异穴并葬”墓约占该墓地总数的近二分之一，反映出这是殷代较为流行的埋葬习俗。
    除了异穴并葬外，也有少数同穴并葬的例子。如西区墓地一区的一座小墓M2686，墓底有一条南北向的土梁，把墓室分为东西两个小坑，东坑为俯身直肢的男性骨架，西坑为仰身直肢的女性骨架，两坑均无随葬品。殷墟发现的异穴（或同穴）并葬，墓室面积大多较小，随葬几件陶器，也有少数墓面积稍大，随葬成组青铜礼器，反映出这类并葬墓墓主的身份大多是自由民，也有部分是小贵族，他们生前过着一夫一妻的家庭生活，在家庭内部经济地位基本平等，与殷王和高级贵族一夫多妻的婚姻形状是不同的（注：孟宪武：《试析殷墟墓地“异穴并葬”墓的性质--附论殷周社会的婚姻形态》，《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七、车马坑发掘的主要收获
    殷墟的车马坑至今发掘了37座，其中6座是30年代发掘的，31座是50年代以来发掘的，发现车马坑的地点有小屯东北地、西北岗王陵区、大司空村、孝民屯及其东南、郭家庄、刘家庄北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梅园庄东南（注：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7处。
    这37座车马坑，大多遭盗掘或被晚期的遗迹破坏，保存完整的只15座。这15座车马坑中埋2车4马与2车2马的各1座、1车2马的13座，后者占绝大多数。有殉人的10座，其中殉3人的1座、殉2人的4座、殉1人的5座。出兵器的坑9座，出兵器的坑大多也兼出工具。
    车马坑的发掘，为研究殷代的车马葬制度、车子的形制、结构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点收获：
    （一）搞清了车马坑的埋葬方式。殷墟车马坑的埋葬方式可分为三类：1.基本上按照原来马车使用的情况埋葬，即驾马与车子套在一起，大多数车马坑均属此类。2.拆车葬，即车、马脱套，将马车的主要部件如轴、轮、舆、辕、衡等拆开，分别埋入坑内。3.整车与拆散的车共葬于一坑。这三类坑，以第一类最多，第二类次之，第三类最少（目前只见一座）。无论那一类坑，都是先把人与马处死放入坑内，然后再放车或车的零部件。
    （二）对车马坑的组合有新的发现。殷墟的车马坑大多是成组排列的，30年代发现的小屯村北的车马坑是5座为一组，50年代以来发现的车马坑多是2座为一组，较明确的已有10组。同组的车马坑，距离大多一至数米。两车马坑的方向、深度、坑内马架与人架的头向、内填陶片的时代等基本相同。有的墓地，如郭家庄墓地，在两组车马坑附近还发现马坑与羊坑。这些同组的车马坑（包括马坑、羊坑）是同一时期的遗迹。
    （三）搞清了车马坑的性质。在小屯北与王陵区的车马坑属祭祀坑，坑内的车、人及器物是商王祭祀祖先的祭品。在族墓地的车马坑是某些带墓道的大墓或较大的长方竖穴墓的陪葬坑。这类坑少数与大墓同穴，大多数与大墓异穴，多位于大墓的西南方或南方，两者相距三四十米，如郭家庄M52、M58与M146、M147两组车马坑分别在M172与M160两墓的西南35米处。
    （四）对车子的结构有新的发现。
    1.发现了曲衡的马车。80年代中期以前，不少学者认为殷代马车的衡木都是直的。1987年在郭家庄M52和1995年在梅园庄M41发现的两座车马坑中，出土的车衡都是一根如弓状弯曲的圆木。从而表明，殷代除了直衡马车外，还有曲衡的马车。
    2.发现了车轼。90年代之前，学术界认为，西周的马车开始有车轼，殷代是没有的。1992年在刘家庄北地M348、1995年在梅园庄东南的M40这两座车马坑的车厢里，在距前阑不远处发现了车轼，说明当时车轼并不罕见。
    3.发现了轴饰。过去曾认为殷车无轴饰，轴饰到西周时才出现。1995年在梅园庄东M41车马坑内，在车的两个车毂内侧的轴上发现了轴饰，形状是一块梯形的木板，长10厘米，宽9-11厘米，其表面髹漆，还有纹饰（注：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形状与西周车子轴饰上的梯形铜板近似。轴饰的作用是固定伏兔与保护车毂的（注：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考古》980年第4期。）。这一新的发现透露出商代后期的马车已出现伏兔的信息。
    4.发现了三种形式的车舆。过去有学者认为殷代马车的舆平面是呈椭圆形的（注：石璋如：《小屯第四十墓的整理与殷代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下册，1968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插图六十五，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台湾南港，1970年。）。也有学者认为都是长方形的（注：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从三十多座车马坑的资料得知，殷代马车的车舆有长方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梯形三种，以长方形为多，椭圆形次之，梯形的很少。
    5.发现了车厢最上面的横杆，从而得知殷代马车的高度多在0.5米左右，最高的是1993年在梅园庄M1发现的车马坑的车厢，高0.55米。
    从形制及主要部件的结构看，殷代马车与西周早期的车相似，可知殷周的车制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