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一些国家先后兴起，成为世界性的支配力量，扮演了“世界强国”的角色，对“强国”的研究，也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兴趣点，长期以来议论不断。但“强国”的兴替与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似乎尚未被人清楚挑明。本文试图从“大国兴衰”的角度讨论“强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由此探寻一些有意义的想法。
    一
    “世界强国”是近代以后的新现象。近代以前，世界上也曾有过“强国”，但那时的“强国”都是地区性的，只发挥地区的影响，一般不具备世界意义。“世界强国”则是在世界进入一个共同体系即“世界体系”之后才出现的，这个“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很显然，“世界强国”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有天然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强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的兴盛标志着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
    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葡萄牙在强盛时只有200万人口，土地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里；西班牙稍大，土地面积50万平方公里，但是直到1700年，也只有600万人口。两个小国竟可在近代刚开始的时候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还是有必然因素的，原因在制度方面：葡、西两国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又最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这两个原因使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抢占先机，先争得一杯羹。
    葡、西两国的民族国家在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中形成。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伊比利亚半岛，对当地人进行统治。经过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葡、西两国驱逐了阿拉伯人，解放了国家，同时也统一了国家。在驱敌和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于是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君主专制。与中世纪的分裂状态相比，君主专制标志着国家的统一，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尽管在这个时候君主以国家化身的身份出现，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但民族国家的形成仍然是关键的一步。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刻，谁先建立民族国家，谁就先发展。葡、西两国在这方面抢先一步，也就抢占了近代早期的发展机遇。
    统一的王国政府推行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把“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了，早期“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在政府支持下，葡、西两国发起“地理大发现”，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地理大发现”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而达到高潮，这样，葡、西两国就成为近代以来最早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同时也具备了从“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能力。在“地理大发现”中，葡、西两国掠夺殖民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大帝国：葡萄牙人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西班牙人则从美洲的贵金属开采中牟取巨利，据估计，1503-1660年间，西班牙获取黄金200吨，白银1.86万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从美洲流入的金银使欧洲的黄金总量增加5%，白银总量几乎增加50%，从而引发了“价格革命”（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1页。）。两个小国从“发现世界”中获取巨大利益，而“发现”世界同时也引起争夺世界。1493年，在教皇的主持下，葡、西两国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该线以东属葡萄牙，以西属西班牙，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开始。
    财富、领地、世界霸权给葡、西两国带来了“领袖地位”，西欧各国无不以其为项背。西班牙更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西方“霸主”：在1516-1556年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西班牙不仅占有美洲殖民地，而且据有意大利一部分、奥地利及其属地、尼德兰地区（今天的荷、比、卢），一度还占有葡萄牙，其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各国。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国家称霸的努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近代国际关系可以从反西班牙的斗争算起。
    关于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人们可以提出许多动因，例如，文艺复兴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科学与理性正在传播，这是“地理大发现”的知识基础；城市和商业已经发展，盈利的动机正在积聚，这使人们想去海上冒险；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享乐主义”形成风气，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这些动机都是存在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海外活动，也不可能把重商主义付诸实践；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没有国家的参与就没有重商主义，没有国家的动机就不存在葡、西两国的早期崛起。
    葡、西两国的强盛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随后便衰落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张。以西班牙为例：为维护霸权，从查理五世登位起（1519年），西班牙连续打了140年的仗，直至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认输为止。连年的战争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王朝政府在1557、1575、1596、1607、1627和1647年6次宣布破产。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1566-1654年，为镇压荷兰的起义西班牙花费了2.18亿达卡，而它从西印度群岛搜刮的总财富却只有1.21亿，的确是得不偿失（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有中国学者说：西班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扩张”（注：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见小标题。），这句话一针见血。葡、西两国所体现的早期资本主义非常不彻底，还只是刚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葡、西两国的贵族其实是旧的封建军事领地贵族，他们的“重商主义”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用纯粹的暴力去抢劫金银--只是在积聚金银这一点上，他们是“重商主义者”！国家的注意力也不在发展商业方面，对生产性活动就更不在意，有这么一件荒唐的事：西班牙政府在很长时间里给“羊主团”（养羊业行会）保留特权，让羊可以任意吃庄稼，农业由此荒芜，长期停留在极低的生产水平上（注：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章。）。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挡了葡、西两国发展的趋势，终于使它们过早停滞，很快就被别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