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超越英、法的其实是美国，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1776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奋起反抗英国的统治，通过战争，取得了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于“新大陆”，是新大陆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没有“旧大陆”的传统包袱，一张白纸，可以任意作画。第二，它又受英国政治传统的强烈影响。当时英国已摆脱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了议会的最高主权，所以在作画时其实有一个摹本，这就是英国议会制。第三，在这样两个基础上，新国家创造了新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这些原则是：平等、自由、民主、法制，以及权力的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如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在那时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创举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在立国之初，已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了。
    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人们常常强调它的分权，强调它的联邦制度和它高度的地方自治。人们会说：这些是美国的特殊性，特殊性使美国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但人们常常忘记：美国国父们创造的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正如美国官方的说法所言：“他们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政府组织--在一定界限和明文规定的范围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政府”（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出版：《美国历史简介》，香港1982年版，第48页。）。美国国家政权首先是强大而统一的，没有这个基础，美国不可能富强；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说，美国并不特殊。美国的创新在于：它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府，它分权但不分裂，制衡却不抗衡；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下，地方政府又高度自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却不可胡作非为--其中的秘诀是：国家的法治。如今，我们常会把这种状态看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标准状态，但究其所以，却是美国的创造。美国之幸运就在于它在英国统治下已经搭车行驶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甚至和英国一同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它缺少的只是一个国家，即美利坚民族国家。独立战争恰恰给它带来了这个国家，而一旦有了这个国家，它就可以向工业社会挺进了。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独立之前，它一直处在英帝国重商主义的庞大体系中，是英国世界商业网的主要支撑点之一。它既为英国提供原料，又为母国提供市场，据估计：18世纪时，美洲有80%的进口来自英国，30%的出口去往英国，其他出口则大部分去往加勒比的英国殖民地（注：参阅R.C.西蒙斯：《美国早期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0、262页。）。晚期重商主义把美洲殖民地放在工业社会的门口，一旦摆脱英国的控制，它自己的工业革命就随时可以发生。事实上，由于种种天然的联系，英国的技术发明很快就能传到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几乎是紧跟在英国之后。19世纪上半叶，西进运动更为工业革命打了强心针，从这时起，工业革命就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世纪的两件大事特别有意义，其一是西进运动，其二是南北战争。西进运动造成两大后果，一是个人价值观的勃兴。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只要个人奋斗，就能获得成功。二是一个庞大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美洲大陆。这两大后果，一是无形的，一是有形的，都为缔造一个“大国”准备了条件。南北战争除了人们常说的解放黑奴外，对国家而言有两点更重要：一是保全了国家的统一；二是工业的北方战胜农业的南方，国家从此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飞奔。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约翰·杜威说：“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总之，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站在“世界强国”的大门口了。
    但美国最终超越英、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则归功于一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资本主义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美国的国家发展（包括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在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影响下进行的，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改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使美国成了新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为摆脱危机，罗斯福实行“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方向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操纵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拯救市场，拯救在市场条件下继续维持的“自由”资本主义，惟一的办法居然是“中止市场”！但“中止市场”又不是“消灭”市场，市场的一切形式都必须保留下来，买卖的过程也应该一如既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控制”市场的权力，而执行这种权力的恰恰是国家（注：可参阅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54页。）！于是，国家和市场就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都得以发挥，混乱的市场竞争中加进了“计划”的因素，它改变了迄今为止自由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却又并非使用“统制主义”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的集大成，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新模式使美国克服了自英国创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后一直存在的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从而成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
    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登上了世界最强国的地位，欧洲列强都受到重创，只有美国大获其益。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约是苏联的3倍；1948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2倍多，苏联的6倍（注：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第326页。）。“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使它控制了世界的金融；此后，美国经济一直独占世界鳌头，虽后来受日本和西欧的挑战，以及苏联的竞争，至今仍然保持优势。高速发展得益于它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它始终保持的创造活力。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水平始终居于世界前列，它对高科技的敏感使它的生产力水平不断突飞猛进，在旧技术条件下眼看已达到极限的时候却又能再上一层楼，因此能一再摆脱其他国家的追赶--80年代出现的“信息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显然，美国的“强国”地位置身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然而，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在二战后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独占世界。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更肆无忌弹，美国以“一强独大”的身份强权控制世界舞台，其所作所为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与不满。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独大局面会永久维持下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这一点。入侵伊拉克是它单边主义的大暴露，同时也是它无力独霸世界的清楚表现。在一个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多极化”特征也愈益明显的世界，国际协商和合作是惟一的出路。和在它之前的其他“世界强国”一样，美国的“强国”地位也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作为。
    考察了以上“世界强国”兴替的过程，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思考：
    1.在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还在延续。从它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时间，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否则就理解不了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也理解不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崛起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我们习惯于把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形态，这是一种误解，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来看待资本主义就很难理解许多历史现象，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相互更替的过程。
    2.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强国”问题，我们发现“世界强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相连关系，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影响着“强国”的沉浮，反过来说，“强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国之“起”，一国之“落”，一国之“兴”，一国之“衰”，都有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体现着某种隐含的“必然性”。但这不是说只要是历史发生的就一定是“必然”的，绝对的“必然”无异于宿命。国家的兴盛有它的自身因素，它的活力，它的奋进，它的积累，它的信念，都使一个国家有可能积聚起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中获取先发之势。在资本主义某一个发展阶段上，凡能够抓住潮流、逐波而上者，就常常抢占发展的优势，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头羊。能动性与创造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掌握引导着国家的运行方向。而所谓“强国”地位，实际上就是引领潮流的能力。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强国”引领了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些国家自身于是也就体现了这些时代的潮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国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一旦这些国家丧失引领潮流的能力，它们也就不再是“世界强国”。
    3.资本主义既然是阶段性发展的，那么新阶段与旧阶段之间就存在着承接关系，新阶段是旧阶段的接替者，新旧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变更。新的阶段于是既保留旧阶段的基本特征，又必须对旧阶段做出实质性的变更，这就是创新。新的领头人于是从旧阶段中脱胎而出，从原先跟进的地位走到了领头的地位。地位变换的根本条件是它对旧阶段做出了实质性的突破，用新的创造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创新的内容恰恰是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因此，新的“强国”体现了新阶段的新特点；反过来，资本主义新阶段又因为新“强国”的出现而得以形成。于是，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强国，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的创造者：在资本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阶段变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