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法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荷兰好，只要时机成熟，就更能发挥世界作用。
    英、法的崛起也是从民族国家开始的。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1485年英国建立都铎王朝，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专制王权确立的界石。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稳定，国家太平，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欧洲大国。英国的海上力量就是在这时形成的，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式宣告西班牙的没落和英国的崛起。此后，英国连续向海外扩张，英帝国也逐渐形成了。
    与此同时，法国也努力建立民族国家，但它的过程要曲折得多，挫折也更大。王权和贵族长期相持，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时王权才占上风。但波旁王朝建立后，法国的局势并未稳定下来，大贵族继续动乱，并勾结外敌入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一步加强王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结果，到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年），法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当时欧洲的顶点，路易十四自诩“朕即国家”，把国王与国家等同为一体。他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把全国置于他一人控制之下。由此，国王成了国家的代表，反国王也就是反国家！法国依靠这个专制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也为日后的挫折埋下伏笔。
    统一国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专制王朝统治下，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欧陆霸主。两国王权都推行重商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两国早期的强盛中，“民族国家加重商主义”的公式依然有效。但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都向前发展了一步，都从早期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生产，这就在重商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晚期重商主义认为：积累金银的关键是多生产，多生产才能少买多卖，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赚取金银。出于这种考虑，国家大力鼓励生产，奖掖工业，一方面满足国内的需要，一方面使更多的产品流向国外。为此，两国政府都把发展手工业作为重要的国策，这就为两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写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荷兰正是在这一点上落败的，它一直没有能推进到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从而把引导世界潮流的地位拱手让给了英、法。
    不过英、法后来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当法国在不断强化专制体制的时候，英国却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结果把专制制度推翻了！英国的革命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继续前进。1688年，英国再次爆发革命，称“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确立了议会的统治，王权逐渐虚设，成了立宪君主。“民选”的代表通过议会治理国家，并掌管国家的财政。通过这样一个改造，英国政府似乎变成了一个公司董事会，有产者管理国家，执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财产权和政权相互吻合，不再脱节，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专制国王不复存在，国家被交到“民族”手中，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创新，英国从此就走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有西方学者说：英国“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注：托马斯·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从这个角度理解英国的崛起，就能懂得其中的历史意义。
    “光荣革命”后，英国全面接收荷兰的遗产：银行、证券、信贷、流通、资本市场、股份公司、保险业务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手段都在英国建立并完善起来。不久，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时，英国又顶替荷兰，控制了大部分海上通道，通过发展贸易，特别是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殖民活动也在此时进入高峰，英国在全世界发展殖民地，构筑“第一帝国”的基础。国内手工业蓬勃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以毛纺织业为支柱的对外贸易与日俱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技术革新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让一切人都可以去努力追求财富。总之，在18世纪，英国已存在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由英国发动工业革命，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但法国也在发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形成重商主义的高峰，专制制度竭尽全力发展工商业，其执行者就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这个时期，法国修筑道路，疏通河道，鼓励商业，设立工场。柯尔伯曾经说：“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则是他的后备军。”（注：转引自陈晓律：《发展与争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可见政府的重商主义精神之坚定。为发展外贸，法国向全世界伸出触角，力图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路易十四时期，法兰西帝国已见雏形，柯尔伯则是帝国的缔造人。
    就实力而言，法国并不差。1700年，法国有将近2000万人口，人口数是欧洲各国中最多的（英国只有900万）。法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好，农业一向发达，传统的制造业（如奢侈品、酒、工艺品等）享有盛名。路易十四登位后，政府权力集中，财力雄厚，君主又有能力，励精图治。他亲政后，把陆军从1659年的3万人扩充到1690年的40万人，几乎是当时英、奥、普、俄、荷5国军队的总和。1689年法国海军有主力舰120艘，而英国只有100艘，荷兰是66艘（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17-118页。）。凭借这支军队及法国的国力，路易十四要与英国争雄，并非不能成功。
    但法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从大的方面说，专制制度已经过时了，它使法国僵化。专制制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虽说在克服封建混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时候有合理性，但统一完成后，就只会伤害国家。比如，路易十四野心太大，他既想争夺海洋，又要称霸大陆，结果四面出击，在亲政54年中打了32年仗，乃至柯尔伯也抱怨说：国王打仗时“从未考虑过……总共有多少钱可以支配”（注：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从1688年到路易十四去世法国一直在打仗，他的继任者又继续打，几乎打了整整一个18世纪。如此穷兵黩武，法国终于穷困潦倒。事实上路易十四留下一屁股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没有还清。
    同时，政府的收入越来越糟。收入靠官僚队伍去征集，但这支队伍不仅耗资巨大，而且没有效率，并且贪污。法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特权阶层不纳税，这就使许多人通过买官去逃税。王朝卖官本是想增加收入，现在却进入一个怪圈：有钱人买官而不纳税，纳税人无钱而纳不起税。这样做起初的出发点是摆脱议会的控制，避免像英国那样由议会来控制财政权，从而大大提升国王的专制权力。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特权问题突出，国家大受其害。专制政府及其支柱特权阶层已明显与国家利益相对立，不推翻专制政权，法国就不能继续发展。
    由此可知，18世纪的英、法争霸以英国胜利告终，是有其原因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及造成这种力量的制度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688-1815年间英、法进行了7次较量，其中除第6次（法国帮助美国独立那一次）法国略占上风外，英国都取得决定性胜利。较量在两国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在英国，它扩大了需求，刺激了经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法国，它增加了负担，毁坏了财政，激化了社会冲突，进一步挖掉专制制度的墙脚。在争霸过程中，英国从晚期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时代，登上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台阶，它自己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旗手。1848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煤是2 3，棉布达1 2以上，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其密度到20世纪末都未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赶上。它的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0%-25%，但它的国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的0.2%，人口还不到2000万（注：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工业革命带给英国的，是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全世界，这是以前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英国以惟一的世界霸主的面目出现了。至此，我们看到：英国“强国”之路连续向前走了两步：一步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再一步从重商主义走进了工业时代。英国引领潮流的能力已经超常发挥了，这使一个小国长期地独占霸权。
    有意思的是，法国也走出了这两步，但总是落在英国后面。18世纪末，法国爆发的大革命对专制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是法国全面现代化的开始。以后近百年时间中，经过几次革命，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动荡，到19世纪末，法国终于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确立了共和制。法国的政治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给人类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但政治的长期动荡也给法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法国被迫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工业革命，其启动已比英国晚，速度更比英国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让法国不堪重负，使得它在与英国的争夺中倍感艰难。虽说最终法国还是把“双重革命”都完成了，但它终究屈居第二，不得不接受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强国的地位，同时，也建立起仅次于英帝国之后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英国和法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强国，它们的经历说明：工业社会的出现需要有合适的制度保障；只有先创造制度保障，才能走进工业化的轨道。在创造制度保障的过程中，英、法两国道路不同，各自都有巨大的创建。在创新过程中它们各自引领了潮流，留下宝贵的遗产，这是它们领先工业世界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