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学方面
    讨论武王克商年的第三条线索是从文献记载中的西周积年来进行推算。由于西周共和以后的年代是明确的，西周末年为公元前770年。以此为基点，往前加上西周积年，即为武王克商年。文献中所见西周积年有257年、270余年、277年、284年、293年、352年等不同说法，其中257年说见古本《竹书纪年》。若据此数，则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古本《竹书纪年》是战国文献，但西晋出土时经整理，后又散佚。据此书所定的克商之年，与《武成》、《召浩》、《洛诰》等篇的历日不合。《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均认为“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乃预言周王朝衰亡年代；具体当指周显王之末，六国次第称王，周天子气数已尽时。周显王在位于公元前368年至前321年。如自公元前321年上溯700年为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在位年与武王在位年，则西周积年当在270余年。因此，武王克商应在公元前1040年以前。
    《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矣。”《孟子·尽心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古代所谓“百有余岁”，一般认为在50年以上，则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至少在550年以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孟子称孔子为“王者兴”之列，必当指孔子盛年时。取孔子“三十而立”说，则孔子具王者气象当在公元前520年左右。由春秋元年公元前770年，至孔子盛年公元前520年共250年。则550减去250年，剩下300年为由文王至西周末之积年。据今本《竹书纪年》，文王受命于33年，至其卒年41年，共在位14年，武王于42年继父位，52年克商，共11年。西周自克商后之次年始，因此，300－（文王14+武王11）＝275年，是为西周积年。
    据《史记·鲁世家》，自伯禽之子考公至懿公弟27年共228年，加上伯禽46年（《鲁世家》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共274年，再加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西周积年共278年。
    以上两数，也在考古测年范围内，可作参考。
    （四）通过金文历谱往前推，通过甲骨文日月食往后推，也可提供武王伐纣年代的方案。
    根据金文历谱及《武成》历日、《国语》“岁在鹑火”等天象，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根据武丁时期五次月食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27年。根据《武成》文献及利簋“岁鼎”为岁星当头解，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4年。以上三数也均在考古测年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工程对前1046年方案作出了倾向性选择。
    三、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文献记载为依据，分考古学研究和甲骨学研究两条线索进行。
    考古学研究主要是指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商后期8代12王，均居殷都。自1928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安阳殷墟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发掘，殷墟文化分期序列已基本建立。工程启动以来，又对殷墟作了进一步补充发掘。此外，1998年工程还在洹北花园庄发掘了早于殷墟第一期的商文化遗存。花园庄遗存分早晚两段，经研究其晚段可初步推定为盘庚、小辛、小乙时代。在此基础上，工程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并获得了相应的测年数据，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范围。
    在甲骨学方面，与商后期年代学有关的有“殷墟甲骨文日月食研究”和“甲骨文周祭祀谱与商末年代”两个专题。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商王武丁至祖庚时期的年代。属于这一时期的宾组卜辞里，有五次月食记载；历组卜辞里，有五条日月食记载。这些日月食记载都附有干支，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确认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工程经过甲骨文学家与天文学家的合作研究，得宾组卜辞五次月食发生的时间依次为：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此外，历组卜辞中有5条可能的日月食记录，因为学术界对于这些记录是否为日月食还存在不同认识，并且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存在分歧，所以工程暂不用这些材料计算年代。
    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年代。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公元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
    “甲骨文周祭祀谱与商末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的年代。甲骨卜辞及晚商青铜器铭文表明，商王及王室贵族用翌、祭、彡等五种祀典轮流祭祀先王先妣。受祭祀的先王先妣的顺序是固定的，按先王即位的世次，周而复始地祭祀，形成周祭。
    在甲骨文里，最完整系统的周祭祀谱见于黄组卜辞。在黄组卜辞里，被列入周祭系统的先王始于上甲，终于康丁，共31位；先妣始于示壬之配妣庚，终于康丁之配妣辛，共20位。一个祭祀周期的长度是36旬或37旬。平均来说，36旬与37旬的周期大致相等、即一个祀周的平均长度与一个太阳年数长度相近。这样，周祭实际上具有纪时功能。
    商末黄组卜辞和青铜器周祭材料中，二祀和六祀的各有3组，据研究，必分属三王。这说明，黄组周祭应有三个系统，对应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
    在三个周祭系统中，帝辛（纣）的材料最可靠。其中元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原则，周祭中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延长至二十五祀仍合理，故祀谱应属可信。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据此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等，如果武王克商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所以帝辛元年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文丁和帝乙周祭情况不十分明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文丁到帝乙之间，帝乙到帝辛之间周祭是否连续，二是无法准确区别文丁和帝乙的周祭材料。按照过去划定的二祀到十祀的帝乙材料，如周祭没有中断，则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以26年为佳。今用帝乙26年说。估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文丁的周祭材料少，难以据此推定其在位年。
    前述殷墟文化分期与测年，为商后期年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范围；甲骨文日月食研究和周祭祀谱研究，又为商后期王年提供了两个可靠的定点板块。再结合文献所记商后期总积年和有关商王年代，便可对商代后期年代作出大致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