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上人
    《史记·齐太公世家》起首谓：“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刺权》等均谓青齐之地多鱼盐之利。盖吕尚或来自青齐滨海地带，很可能曾从事鱼盐之业。《史记》又谓“吕尚处士，隐海滨”；或谓吕尚穷困之时，“以渔钓奸周西伯”，④都暗示其滨海渔人身份。故所谓“东海上人”，或当解作“来自东海之上、以鱼盐为业之人”。
    秦汉时代，一般以“海上”指称滨海地域。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中谓王离等重臣“与议于海上”。⑤其中“海上”即指海滨之琅邪台一带。《史记·孝武本纪》载方士李少君之言，谓“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索隐》引《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人，卖药东海边”。则李少君所云“海上”，即指琅邪滨海之地。汉武帝相信李少君之言，使人入海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则其时燕齐滨海地域多出方士。李少君称安期生是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⑥则安期生或即居于海岛之上，时或登岸现身，行迹颇类迁徙频繁的水上人家。汉代颇负盛名的燕齐方士，不仅多出自滨海地带，而且很可能本来就是在沿海水域漂泊流动的水上人家。
    “海上人”之称，仍频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张华《博物志》载，曹魏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高句丽王宫，尽沃沮东界，问其耆老，言：“国人常乘船捕鱼，遭风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⑦《太平御览·人事部》引《魏志》记同一事，谓：“毋丘俭使王[颀](倾)至海上，海上人云……”沃沮东界乘船捕鱼的“国人”，得称为“海上人”。⑧《太平御览》引《孙绰子》曰：
    海上人与山客辨其[方](山)物。海人曰：“鱼额若华山之顶，一吸，万顷之波。”山客曰：“邓林有木，围三万寻，直上千里，旁荫数国。”⑨
    据《晋书·孙绰传》，孙绰久居会稽，尝任章安令、永嘉太守，其所叙之“海人”当指活动于会稽、临海、永嘉诸郡滨海地域的人群；“山客”则指居于三郡山区之人，“客”之称，暗示其可能未入或已脱离版籍；“海人”与“山客”相对应，也当未入版籍。《北齐书》记天平元年(534)二月，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灾，“既而人有从东莱至，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⑩北朝东莱郡治掖县，处渤海之滨，“海上人”显然是指东莱郡滨海之人。《洛阳伽蓝记》亦记此事，谓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11)则“海上人”又作“海上之民”，盖已纳入版籍，是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
    三、白水郎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天宝三载(744)初，鉴真和尚第一次东行，于狼沟浦遇风失事，在下屿山停留一个月，“待好风发，欲到桑石山……舟破，人并上岸。水米俱尽，饥渴三日，风停浪静，有白水郎将水、米来相救。”(12)此处所见“白水郎”，一般释为在海域活动的人。下文称五日之后，“有逻海官来问消息，申牒明州”，应当是白水郎向明州逻海官报告失事船只的消息，逻海官又向明州刺史作了汇报。
    县白水郎，又见于唐末无名氏所撰传奇文《灵应传》中。传奇文谓乾符五年(878)，泾州善女湫的神女九娘子往见泾原节度使周宝，自述身世曰：
    妾家世会稽之县，卜筑于东海之潭，桑榆坟陇，百有余代。其后遭世不造，瞰室贻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纂绍几绝，不忍戴天，潜遁幽岩，沈冤莫雪。至梁天监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龙宫，入枯桑岛，以烧燕奇味，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以求异宝。寻闻家仇庾毗罗，自县白水郎，弃官解印，欲承命请行，阴怀不道。因使得入龙宫，假以求货，覆吾宗嗣。(13)
    县为汉晋旧县，属会稽郡；隋平陈，省入句章县；武德八年(625)再置，移治句章城；开元二十六年(738)于其地置明州，天宝中称为余姚郡。枯桑岛，当即鉴真一行曾经欲往之桑石山。传奇文虽托言泾州善女湫，然其所述东海之滨的空间背景却大致有据；而“会稽之县”之说，则隐约反映出此一故事之形成，或当在分越州(会稽郡)置明州(余姚郡)之前。九娘子又谓庾毗罗之“阴怀”为杰公所敏鉴，“乃令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按：隋唐合浦郡均无落黎县。九娘子在述及其戚属关系时，曾两次提及陵水、罗水，此“落黎”当即“罗陵”，而“罗陵”又当为“陵罗”之误。陵罗县置于武德五年，初属罗州(招义郡)，后改属辩州(陵水郡)。(14)若然，则此一故事之出现，大致不会早于唐初。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白水郎”之称，或当是唐代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