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知：东晋南朝时期或稍晚，东南沿海地区的永嘉(罗浮山)、晋安(飞山、白马山)、义安(白屿洲)、南海(罗浮山)、高凉(浮山)等郡，均相继出现了“山体漂移”的传说，认为某山或某洲屿乃自海上漂移而来，漂移之山的故地往往在会稽；何时漂来，则有尧时(高凉郡浮山)、越王勾践时(晋安郡飞山)、越时(晋安白马山)、秦时(永嘉罗浮山)、不详(博罗罗浮山、潮阳白屿洲)等不同说法。漂移时间不详的博罗罗浮山、潮阳白屿洲，基本可以确证，其得名与传说之隐喻大抵皆指向晋末卢循、徐道覆所率以会稽滨海人群为主体的徒众之南来；永嘉罗浮山、晋安飞山与白马山的漂移或飞降，则可能隐喻着先秦以来越人沿着海岸线的移动；至于高凉浮山，传说虽然将其漂移远溯至尧时，其所折射的历史事实，却可能发生最晚，很可能隐喻着刘宋初年北燕冯氏之浮海南来。
    正史文献中对于滨海人群的沿海移动，也有一些零星记载。《陈书》载，萧梁末年侯景之乱，“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陈宝应“自海道寇临[海](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60)梁陈之际，临海、永嘉、会稽诸郡滨海人群，舟乘奔归晋安者，一定不会少。天嘉六年(565)三月，陈文帝专门下了一通诏书，谓：“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61)侯景之乱，南移晋安、义安者，当有相当部分乃浮海而来，其故土亦当即在侯景祸乱最剧的“三吴”地区；南来后也当主要留居在滨海地域。
    陈隋之际，也当有部分滨海人群浮海南来。《隋书》载：隋灭陈之后，措置不当，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其中“浙江贼帅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东扬州，梁于会稽郡置。则高智慧所聚之众，滨海人群当占相当大比重，故得拥有大量船舰。高智慧为杨素击败后，“逃入海，素蹑之至海曲”；又遁守闽越，与割据闽州的南安豪族王国庆合兵，复为杨素所破。当高智慧、王国庆受杨素攻击时，放弃闽州城，“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62)则知高、王团聚之众，主要来自滨海与山区。高智慧所率南来的会稽之众，当有部分后来即留居晋安。
    然无论是官方文献之记载，抑或民间传说所折射者，都只是滨海人群广泛、频繁、复杂移动事例中极小的部分。由于滨海人群在其移动前后，多未纳入王朝国家版籍，官府对其移动前后之滨海或水上居地亦未能有效控制，故官方文献中对这一过程记载甚少，只是在出现大规模变乱时才偶然记载；而类似于“漂移的罗浮山”之类传说及其在地名上的反映，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需以较大规模的人群随之移动为基础，更需要得到文人史家的关注才能够被记录下来。因此，虽然可靠的证据并不多，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历史过程中真实发生的滨海人群的沿海移动，必然相当频繁，规模亦非小。
    《说文》释“浮”作“泛”；《玉篇》谓“水上曰浮”。先秦至中古文献中，“浮海”多指在海上航行，而“浮于海”强调的则是在海上漂泊。《列子》述岱舆等五山处大海之上，“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63)“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正是对海上船居生活的描述。因此，“漂移的罗浮山”传说所反映的核心史实，不仅在于“山”从会稽漂移到岭南，更在于“山”曾经“漂浮”在海上，“随潮波上下往还”。居于滨海陆地之上的人民，入海之后上岸之前，即漂泊在海上。沿着海岸移动的一部分滨海人群，有着明确的目标，乘舟泛海，直航目的地；但也有相当部分人，离开陆岸后，无法上岸，只能漂泊在近海水域，并逐步改变其生计方式，成为水上人家，或者经历漫长的岁月，复登陆上岸。可以认为，漂泊、活动在近海水域的海上人群，其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曾经居住在滨海地域陆地上、由于社会变乱等原因而入海之人。
    当然，漂浮、活动于近海水域的海上人群，并非都来自陆上。《山海经·海内南经》曰：“瓯居海中。闽在海中。”(64)“瓯”可盛水，亦可浮水，故“瓯居海中”，意为瓯人浮海而居。“闽在海中”句下文又称“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所强调的，都是“山在海中”。揣其意，当谓闽中诸山，本在海中，浮海而至，与后世传说中的罗浮山相类同，而其隐喻，则应当是闽人乃浮海而来者。据此或可推测：瓯人与闽人或本皆来自海上，是海上人群。所以，中古时代的滨海人群，未必均来自陆地、都是由陆地“入海”的，可能也有相当部分，本身就来自海上，是滨海地域的“原住民”。
    六、结语：入海、浮海与上岸
    综上考析，可以认知：其一，汉晋南北朝文献所见的“海上人”(或“海人”)盖指在滨海地域与岛屿上生存、活动的人群，既包括居于滨海陆地或岛屿上以采集、捕捞和耕种为生的陆岛人群，也包括在沿海流动漂泊、驾船养鸟以捕鱼的水上人家。“海上人”特别是其中的水上人家，多未被纳入王朝国家的控制体系，至南北朝后期，至少有部分居住于滨海陆地上的人群或已纳入版籍。其二，唐代文献中所见的“白水郎”，可能是“白丁便(解)水者”的俗称；明州、扬州、岭南沿海地区的“白水郎”，应当是受官府征发为水手、渡子等差役的“白丁”(其首领或立功者可得授勋官)，主要来自己被纳入版籍的水上人群。东南沿海地区、活动于近海水域的水上人群自称“游艇子”(庾定子、卢亭子)，意为住在小船上的人家。其三，海螺姑娘故事的历史本相，可能是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试图通过与陆上人家联姻的方式，实现上岸居住的目标，然未能成功。东陵圣母、东海圣姑(或东海信郎及其他神只)从海中乘船而至的传说，则折射出海上人群上岸的历史过程。东汉后期至三国，滨海地域从北到南皆频有“海贼”侵扰，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试图上岸留居；“海贼”被官府降服之后，应即纳入王朝国家版籍系统。魏晋南北朝以来，官府在沿海地区置立船屯，检括“亡户”，置立盐灶，设立盐场，亦将部分水上人群纳入版籍，编入县邑乡里或盐官系统。其四，南海郡罗浮山乃自会稽浮海而来的说法，或当出自徐道覆，其背景是东晋时期会稽沿海人群浮海南来，进入南海郡东境。“漂移的罗浮山”类型的故事背后，隐喻着滨海人群沿着海岸的移动；各地的传说不同，折射着不同的沿海人群移动的故事。自滨海陆地浮海移动的部分人群，或较长时间地漂泊、活动在近海水域，成为“水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