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初，陈登为广陵太守，“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38)薛州之众被称为“海贼”，原应纵横海上，抄掠沿海；“束手归命”，显然是上岸居住，被纳入版籍。陈登被称为“湖海之士”，又因功加伏波将军；广陵郡(国)本治广陵，陈登移治射阳，更靠近海岸，很可能就是为了招徕抚治“归命”的“海贼”。
    东吴时，吴、会稽、南海、合浦等东南沿海诸郡亦见有“海贼”寇扰。嘉禾四年(235)，“广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李桓、路合、随春、罗厉均当为“海贼”。而在此前，吕岱自家乡广陵郡海陵县南渡后，曾受孙权委任为余姚长，其时“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擒)合、狼，五县平定”。(39)吕合、路合当为同一人，其初扰乱会稽东部五县，受到打击后，复北移广陵，应当是在不断寻觅上岸地点。
    “海贼”不断侵扰滨海郡县，虽然原因较为复杂，但其根本动因，应是试图上岸留居；这些“海贼”“束手归命”即被官府降服平定之后，应即纳入王朝国家版籍。汉末三国以至南朝，沿海诸郡相继增设了一些县邑，部分县邑之增置，当即与水上人群之上岸有关。《晋书·毛璩传》记太元中毛璩为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40)青蒲泽是海陵县东北境、射阳县东南境的大泽，东濒海岸，与滩涂相连。聚于青蒲泽中的“亡户”应有相当部分是水上人群。毛璩检括青蒲泽“亡户”之后不久，晋安帝时，即分广陵郡东境置海陵郡，其所统建陵(郡治)、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临泽六县，(41)皆在海陵县以东滨海地带，其置立，显然与毛璩所检括的近万户“亡户”有直接关联。
    当然，由于上岸的水上人群相当分散，规模不大，直接为安置上岸水上人群置立县邑的例证，并不太多。实际上，更多的水上人群，上岸后并未离开近海水域，仍以捕捞养殖为生，其组织方式及其与官府的关系，更可能如上引《太平寰宇记》所记唐初接受招抚的福建“夷户”一样，由其首领相“统摄，不为寇盗”，仅“输半课”，其首领则接受官府散官勋级，并无实授官职，当然更不可能置立县邑。尽管如此，相当部分上岸的水上人群，仍然被逐步纳入王朝国家的版籍系统中。《淳熙三山志》载：唐乾符间(874-879)，“有陈逢者，驾舟从海来，家于后崎，后号白水仙。有诗云：[竹](水)篱疏见浦，茅屋漏通星。又云：石头荦确高低踏，竹户彭亨左右间。尝留谶云：东去无边海，西来万顷田。松山沙径合，朱紫出其间。”(42)陈逢从海上驾舟来居后崎，自号“白水仙”，其本身是否“白水郎”(游艇子)不能确定，然其周围人群，为上岸之水上人群应无疑问。这些水上人群上岸后居住在海岸边：一条用石头铺成的小路高高低低，两旁参差错落，排列着竹丛掩映的门户；每户人家都用竹子围成篱笆，透过竹篱可以看见停泊着船只的港口；房屋是用茅草覆顶的，偶或有洞，可以望得见星空。向东望去，是无边的大海；西向而行，则来到万顷良田。陈逢预言，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将会出现多位披朱着紫的官员。显然，居住在后崎的人群，已被纳入版籍，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为高级官员。《太平寰宇记》记宋初泉州同安县有煮海里，“一边在海中，有岛屿四所，计四百余家居焉。无田畴，人以钓鱼拾螺为业。”(43)居住在四座岛屿上的四百余家水上人家，一起被编入煮海里，已被纳入乡里系统。
    “煮海”之名，说明同安县煮海里所属四个岛屿上的居民，很可能最初是被编入盐官系统的，属于盐户，亦即亭户。《北户录》记贞元五年(789)，“番禺有海户犯盐禁者，避罪于罗浮山”，受到衙吏捕逐。(44)这位触犯盐禁的“海户”，显然已被纳入了官府版籍；其所犯之“盐禁”，当即约三十年前至德、乾元间(756-759)实施的榷盐法。这位海户，很可能是不愿被纳入亭户系统，遂被官府视为“盗煮私盐”，所以受到追捕。根据榷盐法的规定，凡“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皆置有“监院”，亭户即当属于“监院”管辖。唐代南方沿海地区的盐业生产，在实行榷盐法后，逐步形成以盐城、海陵、嘉兴、临平、兰亭、富都、新亭、永嘉、侯官等九监为主体的盐产管理体系(岭南盐产则不在九监之内)，盐户则被纳入由九监控制的亭户系统。其中，唐时海陵监所管盐场，当包括宋初海陵、利丰二监所管之十六场中的大部分，宋初二监共管亭户2060户、2914丁。生产海盐的“亭户”，至少有一部分应是上岸的水上人群。《太平寰宇记》“泰州海陵县胡逗洲”条称：“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胡逗洲当即东洲，入宋后“因洲升为海门县”。(45)在胡逗洲煮盐为业的“流人”，来源复杂，其中应该也包括上岸的水上人群。
    五、漂移的罗浮山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南海郡“博罗”县下刘昭注云：“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46)此谓罗浮山本在会稽郡，浮海漂移而至南海郡，故于南海郡置博罗县。按：博罗为秦县，而《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撰成于南朝梁时，故博罗县之得名本与罗浮山并无关系，将之联系起来的，乃是萧梁时代的刘昭。
    刘昭注的根据，则当是徐道覆《罗浮山记》所言：“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增](层)城、博罗二县之境，有罗水南流，注于海……相传云浮山从会稽来。今浮山上犹有东方草木。”(47)徐道覆为孙恩、卢循之党，是卢循的姐夫。孙恩死，余众推卢循为主，徐道覆任司马，尝率众攻东阳郡。卢循为刘裕所败，南退永嘉，复退晋安，又“泛海到番禺”，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徐道覆皆随从，并率众攻下始兴郡。其时刘裕初平桓玄，“中外多虞”，遂以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晋始兴郡治曲江县，领曲江、桂阳、始兴、含洭、浈阳、中宿、阳山等七县，所统地域包括今粤北、桂北广大地区，东距南海郡所属增城、博罗二县不远。陈寅恪先生尝引《魏书·岛夷刘裕传》，指出徐道覆乃“为滨海地域之人，且以其命名及姻党之关系言之，当亦五斗米世家无疑也”。(48)徐道覆本身就是道首，颇有谋略，所撰《罗浮山记》自当为其所宗奉之五斗米道申说长气。而追随卢循、徐道覆南来的徒众多为三吴之人，故道覆叙浮山之来历，乃谓其从会稽浮海而来。